在黄汲清先生诞辰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 在黄汲清先生诞辰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100周年。黄汲清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黄汲清先生的科学活动和著作涉及地球科学的诸多方面，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建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勘查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从事地质事业70年的时间里，发表论文250余篇，出版专著20部，其中，一些被国外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82年，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1994年，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黄汲清先生把一生奉献给了地质工作和科学事业，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黄汲清先生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28年毕业后一直从事地质事业。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他对秦岭、四川、云南和贵州进行了开拓性考察和研究，撰写了专著《中国南部的二叠纪地层》，奠定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1932年，他赴瑞士留学，在浓霞台大学进行地质研究，写成《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1935年获得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他1936年回国，1937年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40年代初在新疆寻找石油；1945年，他出版了《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首次系统划分了中国及邻区的基本构造单元和构造旋回，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被誉为亚洲构造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也使他成为中国大地构造领域无可争议的奠基人。他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在40年代末主编出版的14幅中国东部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及1∶300万首幅中国地质图，对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普查和区域调查起到了指导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汲清先生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地质找矿事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担任中央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等职。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和参议委员会副主任，第15和32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常委、荣誉委员等。
20世纪50年代，他参与主持了全国第一轮石油普查，提出并具体部署了松辽平原等地的工作，为一批重要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60年代，他组织并指导全国1∶100万国际分幅包括地质图、地质构造图和成矿规律图在内的综合地质图件的编制，对地质找矿和国家建设起到了多方面的指导作用。70年代，他结合板块构造理论，发展了多旋回观点，提出了“手风琴”式构造运动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的《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获首届国家图书奖；1984年，在塔里木盆地石油资源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促进了塔里木油气勘探工作的发展。进入90年代，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关心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石油开发工作。
黄汲清先生不仅在地质学理论和地质找矿方面有突出的建树，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爱国敬业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力量源泉。黄汲清先生一生，矢志不渝地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地质事业，把祖国的荣辱作为自己的荣辱，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上。
治学严谨是他科学精神的突出特点。黄汲清先生重视野外调查、坚持地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百家争鸣，体现出了一代地质大师的优良学风。
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是他优秀品格的重要表现。他襟怀坦白，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敢于直言，表现了一位科学家的处事品格。
关心青年、培养人才是他不遗余力、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他亲自培养的一大批学生中，不少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黄汲清先生曾提出，以他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的奖金建立一项基金，以奖励在地质科研和地质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青年人。自2001年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设立以来，已有10位青年同志获奖。今天，在我们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又有14位青年同志获奖，具有特殊意义。在此，我向获得此项殊荣的青年同志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同时，我也希望在各方面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办得更好，使之在激励青年地质科技人才献身地质事业，促进我国地质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纪念和学习黄汲清先生，继承和发扬黄汲清先生的精神，就是为了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号召广大地质工作者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目标，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国家的繁荣强盛作出贡献；就是为了大力弘扬求实创新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积极探索，追求真理，与时俱进，勇攀科学高峰；就是为了大力弘扬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精神，为科技进步和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地质工作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先行，必须统筹规划，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加快发展。希望广大地质工作者特别是青年地质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黄汲清先生等前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在发展繁荣地质事业、全面推进国土资源工作的新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再创新的辉煌。

2. 地质宗师黄汲清——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编者按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等方面，功绩尤为卓著，为我国地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黄汲清等老一辈地质科学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勇敢地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在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本报特刊登这篇文章，深切缅怀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宗师。
今年3月30日，是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深切怀念他!
黄汲清先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一、他为地质学理论及地质找矿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他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首倡的二叠系三分方案，奠定了中国以至全球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
这一划分方案与国际地科联2000年发表的国际地层表的二叠纪划分方案基本一致，在国际地层表中，二叠系上统即采用乐平统这一名称。
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
1931年他所作的1：100万秦岭地质图和《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是我国早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区域地质专著之一。1947～1949年，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国际分幅1：100万地质图14幅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全国性地质图件，对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普查勘探和1：20万地质调查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编制的一套中国1：100万国际分幅综合地质图件，是中国地质工作者整整半个世纪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包括地质图49幅、矿产分布图48幅、大地构造图29幅、内生金属成矿规律图28幅，在当时世界地质编图史上也是创举，至今仍有现实参考价值。
他是中国大地构造学奠基人，创建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提出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
1945年出版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一书中，他用活动论的思想，系统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他指导任纪舜等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和专著《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把多旋回学术思想与板块构造结合，第一次在中国大地构造图上详细标绘了中国境内的板块缝合带，并从全球动力学出发，将中国及邻区划分为古亚洲、特提斯和滨(环)太平洋三大构造域。1987年出版的《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以我国青藏考察和地质调查的丰富资料为基础，对东特提斯构造演化作了全面总结，摒弃了西方学者的古特提斯或永久特提斯的概念，提出了特提斯北、南主缝合带及互换构造域等重要思想。
他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气田的发现者，第一轮全国石油普查的总工程师，为大庆等一系列大油气田的发现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7年，他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身份，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选派孙健初与该公司聘请的美国专家J.M.Weller和F.A.Sutton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了老君庙构造，即我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他偕陈秉范(地质调查所青年地质学家)调查了隆昌圣灯山地质构造，布置了钻孔，第一次用现代方法发现了四川圣灯山天然气田——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同年，他率队到四川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Salfeld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观点。1938～1941年，他率岳希新、何春荪、陈秉范、曾鼎乾、朱夏、陈贲等年轻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1：1万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威远大气田的发现做了前期地质基础工作。1947年出版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石油地质调查专著，他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具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
1955～1957年，作为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石油部顾问的黄汲清先生，指导了我国第一轮石油普查，为松辽、华北(即渤海湾)等盆地一系列大油田的发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6月11日，石油普查委员会下达由黄汲清授意并亲自修改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东北地质局派出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开始了大庆油田勘查的行程。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出油，宣告发现大庆油田。1957年3月，黄汲清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展示了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作为重点远景区。用醒目的橘黄色标在图上。他说：“在四五年内将鄂尔多斯、四川、华北、松辽四大地区作为重点是正确的。”“塔里木的工作应以物探为主，这是最大的一块，为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里做工作是必要的。”
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在于，第一轮石油普查的主要地区——松辽、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准噶尔、吐鲁番和塔里木八个盆地，也正是我国大陆目前最重要的产油气区。
1984年9月，黄汲清先生赴乌鲁木齐参加第三次塔里木油气资源座谈会。在前景不明、人心不定的情况下，他发表长篇学术演讲，全面分析盆地的油气地质状况，指出多期多层生、储油气的重要性，对盆地油气远景给予很高评价。9月22日凌晨，沙参2井即从奥陶纪灰岩中喷出高产油气流，实现在塔里木找油的重大突破。
二、他辛勤耕耘70载，治学严谨、求实崇真的科学精神昭示后人
“严格”、“真实”是黄汲清先生独特学风的灵魂。小至野外记录，大至鸿篇巨著，“严格”、“认真”始终贯穿于他整个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黄先生的野外记录详实，素描精美，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看到后大为叹服：“无需加工即可做教科书。”
黄先生说：“我搞理论研究一向不采用冒险做法，不搞一鸣惊人。做学问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为什么。是黑是白还搞不清楚，就大谈为什么黑，为什么白，岂不自欺欺人?”他一再告诫自己的学生：“三块砖是盖不成大楼的。没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做基础，不要轻易下结论。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7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就是真正解决问题。不管谁来看，就是再大的专家来看也推翻不了，几十年也推翻不了，这才是你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他不喜欢唯唯诺诺，反对盲从，常以“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当然，也不要迷信我黄汲清”来激励自己的学生。他说：“学生超过老师，不是说明老师无能，而恰恰相反。凡是老师说过的，学生不能改，不能添，事业不就到此为止了吗?”在他的倡导和熏陶下，地质所大地构造室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术争鸣也分外热烈，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地学界独树一帜。
虚心学习，尊重别人，是黄汲清先生科学精神的鲜明特点。他对同行、同事、学生、晚辈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一贯采取尊重支持的态度。1956年，陈国达第一篇关于地台活化的论文，地质学报送他审查，他看后立即表示赞成发表；文革后，他热诚帮助把李春昱先生调回北京研究板块构造，完成了编制出版“亚洲大地构造图”的宏愿；1993年，张伯声诞辰90周年，他题词：“高高低低显示地壳的波浪运动，条条块块表明大陆的镶嵌图形”。
三、他伟大的人格，高尚的品行，为国内地学界所敬仰
黄汲清先生少年时代胸怀大志，立志报国。1928年，24岁的黄先生赋诗明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何等雄心壮志!何等豪迈气概!
黄汲清先生爱国敬业，矢志不渝。山河更改，万事皆变，黄先生忠于祖国，忠于科学，忠于地质事业之心随时间推移，与日俱增，越到暮年，越发精神焕发，全身心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为祖国的资源勘查而奋斗。1994年，在庆祝他从事地质工作70周年大会上，他动情地说：“在我垂暮之年，一直挂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以塔里木盆地石油和天然气为重点的新疆经济开发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十分丰富，是中国东部油田的‘接班人’……希望15～20年内，新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领头羊，使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他不顾年事已高，撰写了《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一书，完稿后已十分疲惫，然而他自悦自慰地说：“我的油已经榨干了。”这就是科学巨匠、祖国忠诚的儿子黄汲清先生!
黄汲清先生襟怀坦白，高风亮节，坦率真诚，刚正不阿。翁文灏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早年即蜚声中外。后虽从政，但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40年，黄先生因不满翁文灏先生坚持要求优先为私人买办孔祥熙所办公司安排勘查任务，愤然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业内愕然：一则黄、翁关系一直不错，辞职是否太伤翁之情面；再则弃官之举在当时亦属罕见，何况还会得罪权高势大的孔氏家族。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翁先生毅然回到祖国时，黄先生不避政治嫌疑，向周总理建议翁先生担任地质图书馆馆长一职。20世纪90年代，黄先生还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指导出版《翁文灏选集》。
黄汲清先生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文革中”，地质界在学术上强制推行一枝独秀，一花独放。黄先生为此十分忧虑。文革后期，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冒着极大风险向当时科技界领导直抒己见。“文革”后，又两次上书邓小平同志，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首肯。
黄汲清先生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他说：“重视培养地质人才就是重视地质科学的发展与未来。”从1937年黄先生担任旧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起直至逝世，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担任行政和专业技术领导职务，虽不曾作过全职教师，但却桃李满天下。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受到他教诲的人，无不真诚地自称是他的弟子或学生。他对后生的培养可谓殚精竭虑，小至做卡片、画素描，大至选题、定研究方向，无不具体指导，精心安排。他特别重视野外训练。1939～1941年，通过威远地区1：1万地质填图，他带出了朱夏、曾鼎乾等一代地质名家；1957年，他又带中苏合作南岭区域地质测量队和地质所的青年技术人员在湘南、粤北进行野外训练；20世纪60年代，两次率构造室人员在北京西山“练兵”。他特别重视野外记录和素描，要求大家必须现场画，现场记，决不允许事后搞“回忆录”。黄先生培养人才不拘一格，如今不少人已成为各学科的大师或大师级的科学家和领军人物。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对中国地质科学院科研工作的规划、组织和科技创新倾注了全部心血。晚年他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一直关心院的改革和发展。在地科院所走过的辉煌历程中，黄先生功不可没!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正有力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纪念黄汲清先生，就是要学习他高尚的品格，继承和发扬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让地质科研工作在地球科学发展和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原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4年3月24日)

3. 温馨的回忆 永恒的缅怀——纪念黄汲清院士诞辰周年及逝世周年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领导人。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联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先生见面时谈起我的情况，更表明了他对我的关心。那时毕业以后不像今天这样自谋职业，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而是强迫命令，硬性分配。考研失败，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部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临行前又和弟弟一起去拜会黄伯伯，他说：“你学地质，研究古生物，西南区、四川是个好地方。你回老家去好好干，照样是很有前途的。”我到了成都之后，也给汲清老伯伯夫妇写过信，报告当时的情况。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可以行之哉？答应了要为黄伯伯做这么重要的事，慢说下雪，下刀子也得来啊!”然后大家坐下来，忙了两三个小时，把有关材料，主要是汲清老伯伯生平业绩的中英文简介，主要学术著作目录等，都整理完毕了，他的著作目录涉及的文种很多，好在我为了学习和科研的需要，涉猎了多种文字，除英、俄文较熟练外，德、法文乃至日文也可勉强抱着字典查查专业文献。汲清老伯伯面对我为他整理好的材料大发一通感慨，也连带了几句牢骚话。他说：“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人才，三下五除二，很好地把我预定的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朱效成、孟继声简直不怎么样，1957年就要把我打成右派，报到部里以后，何长工、宋应等部领导保了我，他们还组织大会、小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又整我，诬蔑我是丁文江、翁文灏的走狗，是美蒋经济特务，把我关进牛棚。‘文革’后期我都解放了，成了三结合对象，当上了地科院革委会副主任、副院长，身边竟然还没配助手，催得急一点，才派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跟我穷对付。这小伙子人很憨厚，很勤奋，我并不反感，但毕竟在‘文革’期间学到的东西有限，帮不了我太大的忙。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传骏老伯母插了一句：“你能把云唐要到身边来吗?”他回答：“可惜我官还小了一点，要副部长以上才有资格点名调人。”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李春昱、计荣森、程裕淇七位老地质学家的传记篇目，我写完后，编入了该书第1集，总共52人，我写的篇幅大概占了1/7。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卷》编纂过程中，约汲清老伯伯写“赵亚曾”、“朱森”的简传条目，汲清老伯伯特写信给该卷编辑楼遂，推荐我来写。后来楼遂又让我写了其他地质学家的简传条目。我也帮他们做了相关的工作。1993年该书出版时，我被列入“特约编辑”名单。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领导人、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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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汲清的生平

1914年至1916年就读于四川仁寿一中。1921年，考上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24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28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进入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28年至1929年，他先后从辽东到辽西，从西安到宝鸡，越秦岭入四川，由滇进黔，跋山涉水，步行万余里，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科学果实。1930年至1932年陆续发表了《秦岭山脉及四川地质研究》、《中国南部二迭纪珊瑚化石》等6部专著。1932年夏，黄汲清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到瑞士留学，先入伯尔尼大学地质系，旋转入浓霞台大学。其间对德、法、意等国进行了考察，1935年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峰地区之地质研究》，引起瑞士地质学家瞩目。1936年黄汲清回国，被任命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率队进入赣、湘、黔、粤等地做了大面积的考察，发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湖南资兴煤田，取得重大地质成果。1937年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玉门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1937年12月底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38年2月，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夏，他辞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编。1942年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完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写作。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编完成了14幅国际分幅1：100万中国地质图，接着又完成了1：300万中国地质图，综合了我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1945年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1952年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1954年6月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副主任。连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他领导了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1974年，黄汲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顾问，从事国家急需的富铜、富铁矿地质研究。1976年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79年至1993年，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1980年被授予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称号；并被瑞士联帮理工学院授予荣誉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82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1984年被授予中国地质学会荣誉理事称号。1984年3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荣获美国地质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86年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1988年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5年荣获何梁何利优秀奖。因积劳成疾于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在北京病逝，终年91岁。同年3月31日在八宝山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首都各界人士千余人为这位世纪老人送行。挽联云：“一代宗师，地学泰斗，旋回构造奠基础，指导探宝献神州，丰功伟绩，后人永世不忘；油气勘查，功在千秋，运筹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气流，斯人虽去，风范长留人间。 ”

5. 黄汲清的贡献

一、开拓和发展中国地质事业他对中国二叠系地层的划分和对比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此方面研究的基础，被国内外同行所采用。首次划分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并阐明其特点和发展过程，为国内外专家广泛接受。50年代主持编制了全国一整套地质图件，含1：100万地质图、大地构造图和成矿规律图，这是用图件形式总结全国地质工作成果，为世界首创。二、创立和发展多旋回构造运动学40年代，通过分析中国实际资料，黄汲清提出了造山带或地槽褶皱带多旋回构造运动说。70年代末，结合板块构造学说，他发展了多旋回说，提出了板块多旋回开合手风琴运动模式。许多矿床学家已采用多旋回成矿说。三、提出陆相生油论和中国找油突破黄汲清一向重视石油地质研究，早在40年代初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论并认为生油和储油地层也是多旋回发展的。因此，陆相中、新生代盆地应是找油气的主要对象。并于1955年按此原理布置了柴达木、准喀尔、四川和鄂尔多斯盆地为找油重点地区，并特别强调中国东部之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也应是找油重点区，导致了大庆油田的发现。80年代对塔里木油气勘探和大庆深部找油做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和具体建议，收到了极好的实际效果。

6. 功勋卓著的开拓者 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黄汲清先生诞辰周年纪念大会发起单位暨主办和协办单位贺词

尊敬的曾培炎副总理，尊敬的孙文盛理事长，尊敬的地学界的老前辈们，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值中国地质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国际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汲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共同缅怀黄汲清先生的光辉业绩，纪念先生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做出的开拓性的贡献，激励后来者为祖国的地质科学的进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祖国的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
黄汲清先生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仁寿，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黄汲清先生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黄汲清先生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十五届、第三十二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黄汲清先生于晚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汲清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地质事业的一生；是正直坦荡、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宽厚待人、道德高尚的一生！
“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敲天下之石头”，这是黄汲清先生的座右铭。黄先生治学严谨，重视实践，学识渊博，勇于创新，他孜孜不倦追求科学真理。黄先生在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地层学、岩石学、冰川地质学、区域地质学、石油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和地质编图等领域都有非凡建树，特别是在构造地质和石油地质领域中，更是功勋卓著。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提出的“多旋回的造山运动是中国大地构造的特征”的学说，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地质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研究的奠基之作。“男儿立志多雄风，千秋不移石油情”。黄汲清先生是我国石油地质学和陆相生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他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以及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所做出的贡献，永载中国石油工业的史册，永不磨灭。
“地质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认识地球，并利用这种认识去保证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人类居住的环境”。纪念黄汲清先生，就是弘扬他对国家和民族充满责任感的精神，弘扬他矢志不移追求科学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弘扬他献身地质科学的精神。探索地球奥秘永无止境，地质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让我们永远学习黄汲清先生的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发展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新贡献！
祝大会圆满成功！
2004年6月7日·北京
注：贺词由中国地质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戴进业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