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衰落

1. 票号的衰落

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剧。

2. 什么是票号？

票号，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为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国外如日本东京、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号。汇兑的收入为汇费，亦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营业对象最初主要是商人。太平天国期间及以后，因以代清政府汇解各处税收协款、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为业务重点，票号并经营存款、放款，其往来对象则以清政府和贵族、官僚为主体。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在钱庄兴盛以前，票号一度是封建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柱。有关对外贸易的内汇也统由票号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相继建立，钱庄势力日益扩大，票号与外商银行、钱庄形成互相联络的三角关系。票号集中经营地区间往来的汇兑，并以吸收的官款对钱庄予以贷款支持；接受钱庄的托付，承办有关外贸资金的汇拨，一般不与外国银行或外商发生直接联系。由于票号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优越，在全国金融市场上曾煊赫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高峰，其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约达二亿两。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去不少票号营业。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时无法收回，周转困难，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

票号虽为山西商人垄断的事业，同治以后，与封建官僚有密切关系的江浙商人也有设立票号参与竞争的，称为南帮票号。如严信厚设有源丰润票号，李鸿章家族经营义善源票号，规模都很大。它们在南方也称银号或钱庄，有的还参加上海钱业公所，为汇划钱庄之一，但先后因倒帐破产倒闭。

3. 票号是什么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存放款
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贷款给商号：
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
丰兴典银4000两年息7厘
裕泰典银1000两月息6厘
德馨堂银2000两月息8厘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发放贷款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始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尽管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 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贷款57万两，是全部借款72万两的70%。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 310万银两，其中 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明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
汇兑京银
咸丰时，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八年（1858）太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领苏州，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 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 100万两。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司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厚、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银号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曾住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下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元年（1862）10万两
同治H年（1863）139万两
同治三年（1864）56万两
同治四年（1865）128万两

票号票据
同治五年（1866）235万两
同治六年（1867）413万两
同治八年（1869）277万两
同治九年（1870）37万两
同治十年（1871）15万两
同治十一年（1872）283万两
同治十二年（1873）155万两
同治十三年（1874）10万两
光绪元年（1875）453万两
光绪二年（1876）384万两
光绪三年（1877）233万两
光绪四年（1878）2万两
光绪五年（1879）179万两
光绪六年（1880）296万两
光绪七年（1881）240万两
光绪八年（1882）143万两
光绪九年（1883）221万两
光绪十年（1884）24万两
光绪十一年（1885）283万两
光绪十Th年（1886）280万两
光绪十三年（1887）10万两
光绪十四年（1888）1万两
光绪十五年（1889）152万两
光绪十六年（1890）329万两
光绪十七年（1891）290万两
光绪十八年（1892）313万两
光绪十九年（1893）266万两
以上31年中，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 189万两。
汇兑海防经费
同、光时，清政府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全面开展，并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江西在光绪元年（1875）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三年（1877），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提拔银12万两，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解赴海军衙门投纳。光绪十九年（1893），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海军衙门。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海军衙门交收。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海军衙门。光绪元年（1875），江西交谦吉升、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
汇兑铁路经费
光绪时修筑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惕，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体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汇解协饷
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厚汇解盛京。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平均达54万两。
汇兑河工经费
清代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负责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应用。
赈款
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赈济。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遭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借垫教
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发生了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借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从此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拔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馑，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太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 220万两，匀作 12次每月摊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交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汇兑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各国战争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
“四国借款”
承办“四国借款”
《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赔款二亿两，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为筹还赔款，被迫三次举借外债：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9700余万两；第三次向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四国借款每年付息1200万两，加上其他外国借款还本付息和开支，全国财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由各省采用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办法筹款，汇往上海还债。于是山西票号生意又增，包揽了部分省的汇兑。这些票号在四川、广东的有协同庆，在广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长，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在陕西的有协同庆，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长、日升昌、协成乾等票号。
由上可见，山西票号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 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规定公款发商生息办法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 693万两，其中户部存放银行 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 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 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 1%。以上统计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传到晋中，山西票商大多额手加庆，欣喜异常。他们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了，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了。他们仿佛看到了灿烂的辉煌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他们没料到，“阜康”票号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二十年后，维系晋帮及其荣誉的山西票商们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6政府政策编辑
政府势力与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汇兑到禁止到开放，一方面确实存在票号对官僚与政府当局的公关利益输出等外部因素。但从内因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不断完善、提升的票号金融服务与票号水平满足了官僚与政府的需要。而政府与官僚对票号的倚重，又提升了票号的信誉水平与品牌实力。如1862年票号汇兑官款的首次开禁，就是由于捻军由安徽进入河南活动，截断了南北大路，广州百万两京饷无法上解，“部库存款无多”的窘局给逼出来的，户部最后不得已上奏皇帝，责令两广总督“设法办理，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总期妥速解到，以应要需”，最终选择了“令票号汇京交库”的捷径。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号在发挥自身独有的汇兑功能，为各省汇兑资助太后西巡款项，也为宫廷解了燃眉之急，让宫廷内外耳目一新，赢得清政府的赞许与业务准入政策，创造出业务的极盛与品牌的辉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汇兑中，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禁汇风波，而始终禁而不绝，禁而复发，票号穿透专制制度以及人为的约束，在法令禁绝、政策围堵中前行，也显示了票号内在的信用与品牌力量。如广东省和粤海关、浙江省和浙海关等一些省关之所以长期坚持要交票号汇兑，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财政拮据，税收短绌，支大于收，财政亏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项，就必须向票号借垫，如果停止汇兑，票号不予垫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饷。票号的汇兑中实际内含了垫付与放款功能，票号符合银行业内在规律的信用保障与创造功能适应了清朝政府与社会的需求，是官款汇兑禁而不止的内在动力。
从服务商业到服务财政的异化
早在咸丰皇帝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经费而大开卖官捐纳时，票号就已经开始与捐官者和卖官者建立了联系，成为政府筹饷机关，与官僚、政府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票号支垫并汇解慈禧太后西逃所需经费后，更受政府青睐，未待慈禧回銮，顺天府和都察院就咨会山西巡抚催票号返京复业，并进而承揽了各地庚子赔款的收解汇兑业务，还负责划解外商汇丰银行。各地分摊的赔款在不能按时上解时，就请票号垫汇。交票号承汇公款的省关骤然增加23个，达到39个之多。18941911年票号承汇公款141864475两，并且主要是汇往上海的外国银行，票号从中获得巨利。
票号原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为商品经济服务的，但随着与官府的业务联系与关系密切，票号将自己的注意力逐渐从为国内工商业服务转向通过结纳权贵，维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结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渐把它的业务重心转向对政府的汇兑、借贷、存款和代理业务，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渐行渐远，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业务不看在眼里，以至还有非500两以上不办的汇额限定。
信用货币时代的政府监管之道
在票号发生、发展、衰退的两个世纪间，随着工商业与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汇票、银票、纸币等金融工具大量创立，货币形态已经发展到代用货币或准信用货币时代，并愈来愈成为一种量化的计量符号和价值符号，成为需要以国家与银行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信用货币。银行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政府对票号等银行机构的法制监管日益成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银行通行则例》、《通用银票暂行章程》与银钱行号抽查章程等法规、政策，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符合银行信用规律的，它使中国的信用与银行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银行信用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
7影响力编辑
有着110年历史的票号，标志着本土传统银行机构的信用建设水平与品牌实力，在票号改革家李宏龄眼中，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李宏龄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历史趋势与现代银行的发展方向，他的责任与理想，就是要凭借“晋之信用，票号之殷实”，运用好票号尚在的信用与品牌资产，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绝大银行”，达到“运动全体，抵制外帮”的目的。然而，在清末与民初的政府监管下，票号终于没有成功转型、步入新途，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除了票号东掌、经理的思想矛盾、意见分歧等是票号改革失败的内因外，作为政府在监管的同时是否有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银行机构施以救助之责？政府在票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品牌资产的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银行的转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都给了我们广袤的想象空间[1]
8理念领先编辑
理念领先华尔街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领导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号“日升昌”诞生在山西平遥县城。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1893至1910年间，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票号每股红利都能分到近2万两白银，其分支机构也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票号虽然带有家族色彩，但其经营方式和管理已相当现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华尔街出现。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它们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9衰落编辑
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剧。

4. 什么叫票号

票号
票号－－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国外如日本东京、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号。汇兑的收入为汇费，亦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营业对象最初主要是商人。太平天国期间及以后，因以代清政府汇解各处税收协款、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为业务重点，票号并经营存款、放款，其往来对象则以清政府和贵族、官僚为主体。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在钱庄兴盛以前，票号一度是封建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柱。有关对外贸易的内汇也统由票号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相继建立，钱庄势力日益扩大，票号与外商银行、钱庄形成互相联络的三角关系。票号集中经营地区间往来的汇兑，并以吸收的官款对钱庄予以贷款支持；接受钱庄的托付，承办有关外贸资金的汇拨，一般不与外国银行或外商发生直接联系。由于票号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优越，在全国金融市场上曾煊赫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高峰，其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约达二亿两。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去不少票号营业。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时无法收回，周转困难，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

票号虽为山西商人垄断的事业，同治以后，与封建官僚有密切关系的江浙商人也有设立票号参与竞争的，称为南帮票号。如严信厚设有源丰润票号，李鸿章家族经营义善源票号，规模都很大。它们在南方也称银号或钱庄，有的还参加上海钱业公所，为汇划钱庄之一，但先后因倒帐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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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的发展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岁羽）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毫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兹将平、祁、太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票 号 票 帮 财 东 经 理    资本：两    前 身 创立年代 

日升昌 平 遥 李正华 雷履泰    32万        颜 料 道光初年 

蔚泰厚 平 遥 侯 癸 毛鸿岁羽  24万         －    道光初年 

蔚丰厚 平 遥 侯 姓 范凝静    20万         －    道光初年 

天成亨 平 遥 侯 姓 侯王宾    20万        细 布 道光初年 

蔚盛长 平 遥 侯 姓 李梦庚    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新泰厚 平 遥 侯 姓 侯王敬    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蔚长厚 平 遥   －   范光晋    15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协同庆 平 遥 米、王 刘清和    12万          －   光绪初年 

协和信 平 遥 王 姓 李清芳    10万          －   光绪初年 

汇源永 平 遥 渠 姓 殷启祥    14万          －   光绪初年 

百川通 平 遥 渠 姓 庞凝山    16万          －   光绪初年 

宝丰隆 平 遥   －   乔世杰    2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通 祁 县 乔 姓   －      24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大德恒 祁 县 乔 姓   －      24万          －   道光初年 

三晋源 祁 县 渠 姓   －      30万          －   道光初年 

存义公 祁 县 渠 姓   －      20万        布 庄 道光初年 

合盛元 祁 县 郭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中兴和 祁 县 戴 姓   －      16万          －   道光初年 

大盛川 祁 县 张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长盛川 祁 县 渠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元丰玖 祁 县 孙 姓 王封晋    14万          －   光绪初年 

志成信 太 谷 员、孔   －      26万          －   道光初年 

协成乾 太 谷 员、孔   －      24万          －   道光初年 

大德玉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锦生润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世义信 太 谷 杨 姓   －      3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川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营业活动区域大体上呈分合演进状况，所谓“平帮的营业在正西、西北和长江；祁帮在平津和东北；太帮在广东和长江”之说，反映了初期发展状况，后来随着业务发展，有利益的码头，各号竞设分号，上述活动范围也渐被打破。

在票号汇兑网点发展，汇兑通天下的情况下，票号汇兑明显增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的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204两，平均每家达 231080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蔚长厚汉口分号收支汇兑银 3385260两。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盈利相当可观。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资本银一万两，当年盈利24700两，每股分红850两，以十年为一账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账期资本积累达22万两，获利银743000两，每股分红银17000两。又如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资本银32000两，当年盈利银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资本银增为 64000两，当年盈利银51948两。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一说王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5. 明清的钱庄与票号为什么全倒闭了？

一、钱庄和票号是怎么来的？
钱庄和票号，是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它俩虽然长得比较像，但并不是一码事。
钱庄，在北方又称之为银号，起源于银钱兑换业务。明代中叶，币制混乱，人们需要将市场上各种杂乱的钱币兑换为官府发行的制钱，用以交易和流通，这便诞生了钱庄。后来，钱庄业务不断扩大，除了货币兑换、倾熔银锭、金银买卖，还经营信用放贷，银票、钱票、会票发行，汇兑存款等等，功能多样，势力极为庞大。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因为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山西人，所以又称山西票庄。它起源于银两的异地汇兑业务。晚清之时，地区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而人们随身携带银两多有不便，于是票号便应运而生。人们只要将银两寄存到甲地票号中，到了乙地，便可以凭票去分号中将银两兑换出来，这样一下子省了好多事儿。后来，票号兼营抵押放贷，银票、钱票发行，定活存款，货币兑换和金银受托保管业务等等，也成了综合性的机构。
钱庄和票号在清代中晚期盛极一时，诸如日升昌、蔚泰厚、三晋源以及胡雪岩所经营的阜康钱庄，莫不是长袖善舞，执一时经济之牛耳。只是无一例外，它们最终都走向了败亡，没来得及蜕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1940年，最后两家票号被改为钱庄，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钱庄彻底被现代银行所取代，就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大清首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
说到钱庄，不能不提到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所经营的阜康钱庄。
胡雪岩早年在杭州于姓钱庄当学徒，因为聪明、勤奋、会为人，掌柜无后，就把钱庄传给了他。他在此基础上开了自家的钱庄，这就是阜康钱庄。
还在当学徒期间，胡雪岩挪用钱庄的银子，帮助了落魄的王有龄，后来王有龄飞黄腾达，当上了浙江巡抚，胡雪岩在他的关照下，很快成了杭州数一数二的商绅。王有龄死后，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对胡雪岩更是赏识有加。随着左宗棠的一路升迁，胡雪岩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得以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并垄断金融。后来，胡雪岩因为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慈禧赐穿黄马褂，成了从二品的大员，这份待遇，在古代商人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量2000万余两，田地万余亩。
这样的好光景却没有维持多久。胡雪岩在和洋商的生丝大战中败下阵来，花重金囤积生丝，被李鸿章算计，阜康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李鸿章手下盛宣怀（近代著名企业家）放风造谣，引来阜康钱庄的挤兑风潮，最终钱庄破产倒闭，胡雪岩变得一贫如洗。
钱庄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现代银行也是格格不入的。它没有有限责任的概念，以钱庄所有者的全部身家为依托，因而抗风险能力极差。一旦钱庄所有者本人出了问题，钱庄也就不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胡雪岩倒了之后，阜康钱庄自然也没能延续下来。
（平遥日升昌旧址）
三、山西日升昌的兴衰
去过山西平遥古城的人，有一个景点那是必去的，就是“日升昌”旧址。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出资创办了日升昌票号，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票号，后来也成了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票号。
雷履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担任了日升昌的大掌柜。他极具经营头脑，将票号的生意做得极大。在其鼎盛时，分号遍及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一带。以至于皇帝金口玉言，称他们是“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成了他们的金字招牌。
日升昌极其重视诚信，在其经营历史当中，从未出现过一起冒领、冒兑的事件，也从未出现过拒不兑付的情况。据说有位寡妇，拿着死去的丈夫三十年前的票据去兑换银子，本来以为票号会不认账的，结果掌柜的一核对，票据没问题，当场就将五千两银子兑现给寡妇了。这说明其信誉真真是极好的。
在90多年的经营当中，日升昌一共创造出了1500万两白银的利润，大约相当于100多亿人民币。
辛亥革命之后，1914年农历九月，曾经?@赫一时的日升昌忽然宣布倒闭。从富可敌国，到突然倒闭，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票号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官本位”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官方”，败也“官方”。受太平天国影响，南北商路阻断，朝廷被迫将汇兑京饷和协饷的重任先后交付给了票号。从此，票号的命运就和清政府紧紧绑在了一起。到光绪年间，包括日升昌在内的山西票号，其主要业务都是官方的金融事务。随着清王朝的衰微，票号自然也就出现了危机。清王朝灭亡时，欠各票号700多万两白银，无法收回，仅此一端，影响就十分巨大。
动荡的局势，也对票号造成了冲击。日升昌虽然总部在山西，业务重心却在南方，南方战乱频仍，票号的银子经常被散兵游勇打劫。加上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票号为维持信誉，收进来大量纸币，这些纸币一再贬值，票号损失巨大。
票号本来也是有机会向现代银行转轨的，不过精明的晋商却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在内地的发展顺风顺水。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提出设立大清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结果被拒绝，之后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还是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政府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以后，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晋商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这是由票号的家族性质决定的，在票号的掌权人看来，票号就是他们的家族产业，是不容许外人染指的。他们压根就没有现代化公司经营的理念，眼光的局限性导致他们的短视，让他们淹没在大时代的潮水之下。
（大清时的上海外滩）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商丽如银行成立。到1949年，英、法、德、俄、日、美、比、荷、意、挪等10国61家银行（包括中外合资银行）在上海设立过机构。
说起来，我们在钱庄和票号身上，也隐约看到了银行的影子。但是由于它们受限于古代官商不分的社会环境，受限于小农意识和家族私产的观念，受限于动荡变乱的时局，加上管理制度的低效和老化，以及领导层的短视等等原因，最终也没能蜕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遗憾。
不过回过头去，我们还是要敬佩老祖宗们的智慧，在封闭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也能把金融玩得那么溜，已经很是不简单。
（图片来自网络）
2017/8/3

6. 钱庄和票号是一回事吗

钱庄诞生于江南,票号创办于山西,据我了解,钱庄的历史应该是早于票号的,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范围上,钱庄好象只能完成当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说在本地存进去的钱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号却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能实现异地存取的功能,是网络化的金融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的商人,免除了押银的种种艰难与危险.正因为此,后人把票号视为中国银行的鼻祖,而不是钱庄.

7. 银行倒闭后,存在里面的钱怎么办呢?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银行也是可以倒闭的，并且已经有先例了。那么银行倒闭了，破产了，我的钱怎么办？还拿的回来吗？想要知道答案，就来看视频吧。更多内容，可以到深蓝保官网查看。

8. 山西票号倒闭的原因是什么？

此后，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4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山西票号放弃了改革发展的机遇。进入20世纪后，山西票号的资本比起官办银行成了沧海一粟，而当时官办银行资本在400万两至500万两，外国银行的资本就更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组建银行，与时俱进。但一些老票号的经理和股东却很守旧，盲目乐观，视票号固若金汤，大加反对，致使改革计划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