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

1. 古代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

“以孝治天下”是一种统治手段、政治策略。其中心思想就是，在家若能尽孝，为国方能尽忠。
 
秦汉之际流行的儒家著作《孝经》中所宣扬的一种社会政治伦理主张,也是汉代统治者大力推行的治国方针。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是人们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行、只要认真推行孝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和社会。《孝经》宣扬孝道的唯一宗旨,就是实行“孝治”。“孝治天下”、“孝顺天下”,是贯穿在《孝经》中的最重要的思想。所谓“治”,就是认为“孝”可以“治家”、“治国”,“治天下”。
 
孔子说∶“从前圣明的君王是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即便是对极卑微的小国的臣属也不遗弃，更何况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了。所以会得到各诸侯国臣民的欢心，使他们奉祀先王。治理一个封国的诸侯，即便是对失去妻子的男人和丧夫守寡的女人也不敢欺侮，更何况对他属下的臣民百姓了，所以会得到老百姓的欢心，使他们帮助诸侯祭祀祖先。治理自己卿邑的卿大夫，即便对于臣仆婢妾也不失礼，更何况对其妻子、儿女了，所以会得到众人的欢心，便他们乐意奉事其父母亲。只有这样，才会让父母双亲在世时安乐、祥和地生活，死后成为鬼神享受到后代的祭祖。因此也就能够使天下祥和太平，自然灾害不发生，人为的祸乱不会出现。所以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诗经·大雅·仰之》篇中说∶‘天子有伟大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会归顺他。’”

2. 为什么以孝治天下

　这篇可以借鉴一下！
　　晋朝的“以孝治天下”

　　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此事没有引起后世史家关注，许多史书上提都不提，远不如清谈玄言那样引来议论纷纷。看来既非特点，又无成效，与天下治乱几乎无关。这是倡导者始料不及的。
　　鲁迅指出：“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政策的基础便是虚伪的，其无助于治国，固宜。
　　但决不是在当时毫无影响。我们有一条传统的老规矩：大家明知是演戏，当不得真的，却必须一本正经地演下去。翻开两晋史籍，可知当时这出戏谈得煞有介事，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首先是孝子似乎甚多。《晋书•孝友传》载孝子14人，不算多；而列传所载，称“性至孝”“居丧以孝闻”者，笔者略计有55人，超过《孝友传》三倍。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的王祥，是晋武帝的元老重臣。脍炙人口的李密《陈情表》，更以其纯孝至情感动了后代无数读书人。以“酌贪泉而觉爽”著名的吴隐之，也是位大孝子。他在后丧期间只吃点咸菜下饭，咸菜的味道吃起来特美(那是当然的)；他就连咸菜也扔掉了。殷仲堪瞎了一只眼，是他大孝的光荣标志，《晋书》本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执药挥泪，遂眇一目。”文学家庾阐守孝更艰苦：他母亲和哥哥在项城，石勒破城时都遇难而死，“阐不栉沐，不婚宦，绝酒肉，垂二十年。”这么多年不梳头不洗发，真够受的。
　　孝既是朝廷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严重的罪行。《世说•赏誉》注引陈留董仲道日；“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孙杀王父母、子杀父母，不赦，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可见晋时不孝之罪甚于谋反，可谓重矣。
　　因此，要整倒一个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扣他一顶“不孝”的大帽子。魏时孔融、嵇康被杀，表面的罪状都是“不孝”。晋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王敦看此人颇有才能，继位后会碍自己的手脚，“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后来谎言被温峤当众戳穿，此事未行。
　　要搞臭敌人，必揭发其不孝之罪。陶侃平杜弢，与杜的部将王贡对阵，陶向他喊话：“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吵起架来互相揭短，也少不了揭发不孝。河南尹庾纯与司空贾充在宴会上争吵起来，贾骂庾：“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庾反骂：“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父老不归供养”属于不孝，因为按周礼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此即“三王养老之制”。
　　孝的道德约束力量达到了如此强度，连以破坏礼法、放诞不羁著称的名士胡母辅之、谢鲲等人，可以散发裸裎，可以调戏妇女，但没有一个负“不孝”之累。
　　综上可见，“以孝治天下”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气候。
　　为贯彻“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两晋统治者有不少动作。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武帝有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皇帝还亲自讲《孝经》，《穆帝纪》：“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孝武帝纪》：“宁康三年九月，帝讲《孝经》。”《车胤传》：“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眈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可见这个活动相当隆重。
　　朝廷议礼，特别是丧礼，更为频繁，《晋书礼志》有集中的记载，散见于诸传者亦多。因丧礼与孝道直接相关，故十分重视。“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张辅传)有的问题处理过严，到了苛刻、迂腐的地步。司马睿为丞相时，“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频等三十余人同会。”这个宴会迟一天举办就没事了，现在提早一天，论起来还在妇服期内，就违反了礼制。以“刻碎”著称的丞相司直刘隗，居然提出弹劾；丞相作出处理：梁龛免官、削爵；参加“非礼”宴会的周颉等三十余人都夺俸一月(《刘隗传》)。
　　相当有力的一项措施是中正把关，即所谓“乡邑清议”。士人入仕必先经中正评品，如果有不孝的污点，中正这一关就通不过。《世说•任诞》注：“(阮)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况下吃了一点肉羹，因在父丧期内，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叙用。《三国志》作者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阎缵是位忠直之士，少时父亲去世，继母诬陷他盗窃了父亲遗留的金宝，告到官府，遂“被清议十余年”。此类事例还有王式、周勰等。中正把关，可以说是晋朝贯彻以孝治天下的组织措施。
　　然而司马氏办事仍难免棘手，因为碰上了孝与忠的矛盾。
　　魏晋君王背叛了各自的主子，做了主子之后却很需要臣民对自己的忠诚。羞于言忠而倡孝，其本意在求孝与忠的一致：“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武帝时刘斌论曰：“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晋书•庾纯传》)。
　　谈起来可以一致，行起来却难以两全。周处慨叹；“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
　　温峤就是让皇帝难以处理的典型一例。二京沦陷，司马睿镇江左。刘琨在河朔拥戴司马睿称帝，派温峤奉表劝进，出使江南。这对元帝是大忠。而温峤的老母拽住儿子不让走，温峤只好挣断衣袖毅然离去。这就违忤了母命，不孝。中正坚决把关，“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而温峤效忠朝廷，屡建大功，不升官又不行，怎么办呢?皇帝只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每爵，皆发诏”(《世说•尤悔篇》)。
　　温峤是忠而不孝；有个沈劲，则是孝而不忠。沈劲之父沈充是王敦党羽，是叛臣。沈充是被吴儒抓住杀掉的，吴儒应是忠臣。沈劲却要做孝子，为父报仇，“竟灭吴氏”。沈劲为叛臣而杀忠臣，理应是叛臣，却因为符合孝道，竟得到肯定。
　　既然以孝为重，不忠无损大节，于是我们惊讶地看到：《孝友传》中的刘殷、王延，都背晋事敌，做了刘聪的高官，仍名列青史。望族名门之士清河崔悦、颖川苟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范阳卢谌，“俱显于石氏”，做了后赵的官。刘暾是西晋名臣刘毅之子，官司隶校尉，“正直有父风”；而当刘渊部将王弥攻陷洛阳，他立即为王弥效劳。更荒唐的是王育、韦忠、刘敏元都背晋投敌，却因忠于顶头上司或救助乡亲的义气，而仍在《忠义传》中立传。“板荡识忠臣”，晋朝“板荡”可谓极矣，而背思忘义之徒不可胜数。司马氏轻忠而重孝，难免自食苦果。
　　又何况司马氏倡孝道又是那么虚伪!看看皇室的所作所为，他们做出了孝的榜样吗?否!他们做了不孝的坏榜样。八王之乱中互相残杀，是兄弟相杀，叔侄相杀，祖孙相杀。按前引董仲道之言，他们犯的是万恶不赦的罪行。怀帝司马炽被俘后，刘聪当面问他；“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司马炽只好回答：“为陛下自相驱除”。对于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这真是锥心的讽刺。
　　倡孝的虚伪性还表现在欺软怕硬，自相矛盾。上引阮简父丧中食肉，废顿近三十年。阮简是阮籍的侄孙。当年阮籍居母丧时在司马昭座上公开饮酒食肉，司隶校尉何曾对司马昭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司马昭却说：“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晋书•何曾传》)阮简没了保护伞，只得挨整了。
　　居丧是不能作乐的。明帝刚死，国丧未期，尚书梅陶私奏女伎，遭到御史中丞钟雅的弹劾。而到谢安执政，“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为什么无人弹劾?因为谢安已登台辅，位尊权大，没人敢碰了。
　　上文说过《晋书》列传中有孝子55人，其中恐亦有假。《晋书•孝友传》序云：“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犹为继踵。”这话显示，修撰《晋书》的初唐史家，觉得晋代孝悌名流不够多。相比之下，《南齐书•孝义传》16人，《梁书•孝行传》16人，晋朝百年，14人确实少了点儿。当然，体例有关，不能说《孝友传》外无孝子；但传外诸传中55人以孝闻，必有谀词。特别是地位显赫而又仅仅“居丧以孝闻”的诸公。如高密王司马泰、新野王司马歆、贾充、陆晔等，实际上恐难称孝子，顶多说得过去而已。朝廷重孝，写上这么一笔，显得好看。沈约《宋书•孝义传》赞云：“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采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这是隔代史家较客观的评论，可见晋代孝子不多，才是实情。
　　那么，“中正把关”又当如何评断呢?
　　说中正不把关，不符合事实；只是怎样把关，颇有奥妙。透露这奥妙的典型事例，是曹魏末年司马昭挂着相国头衔做皇帝时，他的世子司马炎需要办一下乡邑评品的手续。此事使司州大中正很伤脑筋。给司马炎评几品，无须讨论；烦心的是如果全州只评司马炎一个上上品，未免太暴露}而要找个可以跟他并肩同等的人，又有谁敢当得起?结果全州十二郡的中正共同计议，推举郑默出来“陪品”。司马昭还特地致书郑默之父郑袤，说：“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郑默传》)这话说得真有技巧，应收入权术教科书。
　　此后二十多年，武帝太康初，刘毅上书揭露九品中正之弊，有云：“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况今九品，所疏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可见其时的中正，已经既不“中”，也不“正”了。上述阮简之例，可见一斑。
　　千载之后，赵翼在《甘二史札记》中论九品中正，有“法立弊生”之语。原来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不管多高的标准，多严的要求，只要权势一介入，无不通过。而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制度的生命力也就完了。
　　演戏终归是演戏。晋朝以孝治天下这出戏，当时纵有一定影响，却终未能治天下。人民的命运，历史的命运，从来不是演戏可以左右的。

3. 古代统治者为何推崇以“以孝治天下？

作为中国古典社会统治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在董仲舒之后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维护了数千年的等级制度。其中对“孝”阐述深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这早在春秋时期形成的经典著作《论语》中便可窥探一二。
在论语第一篇有子即对孝做出了阐述：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所谓孝悌，即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文中的“君子”语出《易经》，指国君之子，后代指统治阶层中的嫡长子，与“小人（除嫡长子以外的儿子）”相对，后发展成品德高尚者的代称，本文中可理解为统治阶层的代称。
有子以一种递进的方式阐述了“孝悌”对于“仁”的重要性。统治者要致力于治国之本，本在“仁”，“仁”之本在于“孝悌”，当人人拥有这种品德，那么子孙会听话，人民恭顺，臣子忠诚，秩序形成，社会稳固，即“本立而道生”，君子才能安心。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西汉董仲舒之后，绝大多数集权王朝以孝治天下，因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孝悌是仁的根本，则孝悌为核心之本。君子治国以仁，孝悌为本，而后人民知所止而安于现状，四民各司其职，天下大定。
除有子的言论之外，论语中有关孝的篇幅比比皆是。而孔子对于孝的解释不仅仅强调父母生前要尽孝，在父母死后更要以礼葬之、祭之。这种对长辈、祖宗的深厚情感在孔子看来是孝的最好实践，也深入到华夏文明的骨髓中，究其根源是因为华夏民族起源于农耕文明，讲究的是对于农耕技术的传承，这与起源于商品交换的西方文明有着极大的区别。这种传承要求后生者对先生者的服从，才能收获，统治者也需要这样的服从来维护统治，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代王朝总是重农抑商。孝对稳固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不断集权的政治也使得孝逐步走向了极端——绝对服从，这种被权力扭曲的孝阻碍了一切新鲜血液。
对孝的推崇使得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华大地数千年行走在世界前列，直至满清到达鼎盛，却也是在满清时被自己视为奇技淫巧的工业文明一击崩溃，山河破碎。孝乃万物生灵之常情，然若以权欲用之则失其真，使老者骄横幼者懦弱无为，天下苍生浑浑噩噩，步入深渊而不自知，宜当戒之。

4. 请问为什么汉朝以孝治天下?

周秦以来，孝道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它包含双重意义：一是尊祖，二是敬天。尊祖为孝，敬天为德，所谓“德以对天，孝以对祖”就是这个意思。

汉代统治者从建国伊始，就极力宣扬和

推行孝道，把它当做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
  除了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以外，从西汉惠帝始，迄于东汉献帝，都以“孝”字为谥号，取“孝子善述父之志”的意思。  而凡有作为的帝王，又常常身体力行，率先实行孝道。如文帝刘恒为代王时，其母薄太后染病卧床，刘恒陪侍，目不交睫，体不解衣，汤药不亲尝不进，三年如一日。
  对于他的孝行，群臣认为即使是古代的大孝子曾参也无以过之。

由于统治阶级的高标倡行，
												孝道成为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标准。    为了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汉代统治阶级又进一步把孝道纳入察举制度之中，用以选拔人才，考核官吏。
  凡行孝道，孝名远播者，即察孝廉，推荐为官。但是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效应和负面值，在功名利禄的诱使下，汉代的孝道也孕育出了种种沽名钓誉、名实不副的伪孝者。

5. “以孝治天下”是什么思想？

推行孝道是中国古代治国的重要措施。孟子认为，子孝则家齐。天子养老，等于养天下之父亲，以父统子，则天下归心，忠君则天下太平，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思路。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高祖刘邦后的每一位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了一个“孝”字。不仅如此，汉统治者还通过举荐的方式，把民间那些“孝悌力田”者吸收到朝廷做官。


受到汉代的影响，后来各朝各代对“孝”都有相当的重视，逐渐地形成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流传千年的金玉良言。

6. 为什么统治者要强调以孝治天下

最近喜欢翻看一些旧书，相互佐证之下，倒也别有一番乐趣。
  
 在《三国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曹丕宴请群臣，酒到酣处，向大臣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和你爹同时得了一种怪病，你手里仅有一粒救命药丸，这个时候你应该给谁呢？”
  
 这恐怕是天底下所有男人最痛恨的一类问题，只不过这次将“媳妇”换成了皇帝，将“妈”换成了“爹”，将“掉进河里”换成了“得了怪病”。如果回答不好，弄不好是要杀头的，所以问题也就更加棘手了。出乎意料的是，彼时很多大臣的回答都是：“当然救我父亲！”，弄的曹丕很没面子。
  
 看到此处时，我一直在想，当时的大臣是真的很孝顺吗？难道他们不怕掉脑袋？后来慢慢去翻阅其它资料，才逐渐明白其中道理。
  
 我国古代从西周到秦代，都非常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在尊老敬老方面，慢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从汉代开始，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三纲五常”慢慢成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将"以孝治天下"作为维护自己封建帝制的治国纲领，一直持续到清朝结束。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个例，元朝因为是游牧民族建立，父子依附关系相对较弱，对农耕文明产生的孝道自然不会适应，以孝治国的理念在元朝基本没有得到实践。
  
 “忠”、“孝”是是我国古代两大最重要的道德观念。我们常讲天、地、君、亲、师，从国家意识层面上来说，忠理应放在孝之前，然而在我国古代很多时期却形成了忠孝倒错的局面，就连统治者也大力宣扬“孝先于忠”的观念，把“孝”摆在了百善之首的位置。
  
 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曾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她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就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这话说的很中肯。我国古代的不少朝代大多是叛乱中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以朱明王朝为例，如果朱元璋倡导忠，他首先就是最不忠的一个，所以从皇帝到百姓，谁也没有底气去主张“忠”字治天下。毕竟无论哪个朝代，占大多的都是升斗小民，忠离自己太远，孝反而更接地气，更容易去践行落实。

7. 以孝治天下

《孝经·孝治章第八》之五
  
 【原文】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 之。’”
  
 【白话】所以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就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诗经·大雅·仰之》篇中说∶‘天子有伟大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会归顺他。’”
  
 思考之一：圣明的天子以孝治天下是怎样的呢？在他们遇到灾难祸乱的时候又是怎样做的呢？
  
 古代圣明的天子，以孝治天下是这样做的。他们以孝作为教化百姓的礼义，帮助启发众人的孝心。自己以身作则，不敢遗小国之臣，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诸侯、卿大夫、读书人、普通百姓都效法明王的这种孝心，各自都能做到安亲，“亲安之”，都能够使家庭和睦。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所有的细胞都和谐了，社会自然能够和睦，天下也就大治了。所以古代的领导人，希望天下大治，都是从自己做起。
  
 他们在遇到灾难、祸乱的时候，天子总是反求诸己，不会怨天尤人。他们往往是沐浴斋戒，自我反省，断恶修善，大赦天下。用自己改过、行善的行为去感动天地。他们对天地充满了敬畏心，对百姓充满了仁爱慈爱。《论语·尧曰篇》记载：（商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白话意思是，商汤说：“我自身如果有罪，请不要罪责天下之人；天下之人如果有罪，罪责请降罚在我身。”《尚书·泰誓》也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意思是说，上帝所见，来自我们民众所见；上帝所闻，来自我们民众所闻。民众有责难怨言，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思考之二：真正的“王道”精神是什么？对我们当下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曾描写了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孟子与公孙丑》记载，“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真正“王道”精神，在《孝经》就是明王“以孝治天下”的精神。那么“王道”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第一，效法“文王孝亲”、“武王帅而行”的美德，要孝学圣贤。行孝当趁早，不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第二，要心心念念都有“事其亲”的孝心，让父母安心是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必修课。第三，在上位者，要战战兢兢，谨慎行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下无怨，天下太平。第四，治理天下、治理国家、治理家庭，都要从完善自己的德行做起，“厚德方能载物”，要先做好自己，在完善德行上努力，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最终一定能有好的收获，事业发达，家庭和谐。第五，要学会尊重每一个人，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即使是社会地位最最卑贱的人，都要以礼相待。生而为人，惟有懂得尊重，懂得爱敬，才能配为三才之人，否则，和那些低级动物有何区别？只有在尊重大众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

8. 封建王朝为何以孝治天下？

孝”字的起源
早期金文（图1）的“孝”，是一个小孩儿（“子”）在老人的手下搀扶着老人走路的形状，用扶侍老人来表达“孝”的原意。孝字从战国楚简（图5）开始就有了隶书的意味，秦代睡虎地秦墓竹简（图8）、汉初马王堆汉墓帛书（图9）中的孝字直接承袭战国楚简孝字形体而来，把老人的头、发、身、手合并简化为“耂”（“老”字头），最后演变为汉魏隶书及今天的楷书形体。《说文》篆文孝字形体是直接承袭西周金文孝字形体而来，而出土秦汉文物上的篆文孝字形体略晚于《说文》小篆孝字形体。

因此从字形上来看，“孝”的本义就是尽心尽力地奉养父母。
狭义上的“孝”
狭义上的孝，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对父母长辈的“孝顺”，当然了，虽然说是狭义，但实际上也包含了几种概念，是一个综合的体系。
古人认为，最低等级的“孝”，是指向父母长辈提供衣服、食物等物质生活资料，“以其饮食忠养之”，满足父母的基本物质需求。也就是最基本的赡养父母。
比赡养高一等级的孝顺是“敬”，即子女晚辈向父母长辈发自内心的尊敬。《礼记·祭义》所说的“养可能也，敬为难”。古人的“敬”内容有很多，比如晨昏定省；与长辈交谈要小声；父母如果患病了，子女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等都要随之做出改变；父母在，不远游等等诸如此类。
此外，对父母长辈的过失运用适当的方法规劝，也是孝顺的延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是孝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继承父母的遗志也是孝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自己建功立业彰显了父母更是一种高级的孝顺。
广义上的“孝”
而广义上的“孝”就不仅仅指对父母长辈的孝顺了，更是包含我国古代的一系列重要伦理道德准则：忠于君王、敬于职责、信以待友等等：
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礼记·祭义》
尤其是忠于君王这一项，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很多时候，“忠孝”都是放在一起说的，因此“孝”和“忠”的概念往往混淆甚至混为一谈。

所以“忠”“孝”二者不可分割：父为子纲，所以子在家要孝敬父母；君为臣纲，所以臣在国要忠于君主；这就是所谓的在家为孝，入孝为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不可逾越，构成了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说白了，“以孝治天下”是表面文章，目的是为了潜移默化夹带“忠”的私货，如果人人都是忠臣孝子，天下也就太平了，王朝也就万年传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