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什么？

1. 乌台诗案是什么？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职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

2. 关于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 (1079)，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补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方有如此刑名之狱。

3. 乌台诗案是什么？

乌台诗案简介：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扩展资料：
乌台诗案：
苏东坡在湖州做官的时候，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就是讲他在地方上的作为。最后有一句话，既是谦虚，也有些牢骚话在里面。话是这样说的：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说自己年老，不能和朝廷里新提拔的年轻人比，而在那段时间，朝廷里新提拔的都是王安石的人，那意思是说我不和王安石的人一起玩，不同流合污的意思；另外一句话是生事，生事就是瞎折腾的意思，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朝廷里的人都是王安石的人，跟着王安石一起瞎折腾。
这下子被人抓住了把柄，有人就告发苏东坡讽刺朝廷，还有人从苏东坡的诗中找到不少讽刺新法的证据，更加证明苏东坡反对新法！
当时的宋神宗正是一心要变法的时候，看见这个刺头这么讽刺新法，勃然大怒，让人赶紧把苏东坡抓来问罪。还好太祖赵匡胤不允许后代杀文人，否则苏东坡早就被拉出去砍了！
苏东坡虽然大嘴巴，但也很害怕，在去京城的时候，甚至想跳河自杀。最后到了京城，被关押起来，一共关押了103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乌台诗案

4. 乌台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但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如雨下。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不然，后人就见不到赤壁怀古和赤壁赋了。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依次是任凤祥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被逼按舒亶定的调子，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虽然“罪名成立”，但当时新法已废，凭此罪名不能判重刑，于是御史台又找。找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蛋等人趁机落井下石，怂恿副相王?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诬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木会），何预朕事？”不久，狱吏问苏轼咏（木会）一事，苏轼巧妙答道：“王安石诗‘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狱吏会心而笑，那些自称拥护王安石变法的人，连王安石说国“蟠龙”也忘记了。对苏轼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刚才的咏（木会）诗就是一例。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上“札”下“虫”）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左“分”右包耳，bi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会激怒御史台群小，加上他们本就是来迫害苏轼的，所以后者的狱中日子不会好过。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那次是儿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诗案总算了结了。苏轼出狱当天又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

5. 乌台诗案的介绍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6. 乌台诗案是什么

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  乌台诗案:针对苏东坡的文字
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7.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呢？

“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
“诗案”，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

“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早在苏轼通杭州时，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窃将苏轼此期的诗歌抄录，还朝后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然而此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任命到湖州为官。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写道：“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由此几句可以看出苏轼生不逢时的困苦之感，也正是这种消极的态度，使得“新法”人士对苏轼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上章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下狱。正是这种政治形势，迫使神宗在全面考虑后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前来御史台。据《宋史》卷三百四十六《陈师锡传》：“轼得罪，捕旨台狱，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师锡独出饯之，又安辑其家。”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到了苏轼此时对世情冷暖的体会之深。而通过《苏东坡评传》中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

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这样一些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对人生的担忧。

八月十八日，苏轼终于到京并直接下狱，为期130天的文字狱爆发。八月二十日开始对苏轼进行审问。直至十月十五日，“乌台诗案”终于侦破完毕，在其数十篇作品中找出“谤讪”诗句60余处。另外, 还牵连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二十九人。十一月二十八日，乌台诗案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8.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

皇帝差点要砍苏轼的脑袋，这是为何呢？
生不逢时的才子
苏轼出身于书香门第，学问十分了得，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合称“三苏”。苏轼曾在21岁那年，与弟弟苏辙一起参加殿试，并且都中了进士。当朝皇帝宋仁宗赞叹说朝中得了两个奇才。主考官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也预见说：“30年后，苏轼的文章将会超过我。”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词、散文、书画都有卓越成就。他一生留下四千多首诗，感情充沛、清新流畅、热烈豪放。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传诵。就连当时的许多文人学士都很佩服、景仰他，都以能够同他结交为荣，以能够得到他的指教为幸。
可是，苏轼却是个时运不济的才子。他生前多次受到同僚的排斥打击，还被皇帝几次贬官。
有一次，甚至被抓了起来，押到首都汴京冶他的罪。晚年的苏轼遭到了皇帝的放逐，被皇帝贬官到遥远的两广地区当小吏，直到死前半年才被赦回。还有一次，与他有隔阂的官员为了打击他，竟然告发他的诗中影射了某种特别的意思，皇帝差点为此砍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遭到别人的诬陷
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总是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可是，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所以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厌恶。起先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党上台，苏轼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以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苏轼归于旧党。
元丰三年，他被调任为湖州太守，当时依照惯例，调职官员要写一份“谢恩表”，然后刊行在“邸报”(当时北宋官方的报纸)上。他在表上写的一些话又让新旧两党产生了愤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的：“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已经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中的“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人们对新党一阵嘲笑，当然还有那些自愿“对号入座”的人对苏轼就极为不满了。
当时，一位姓舒的御史大夫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讥谤皇上，渎职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他这一举实在是搞得朝野轰动，万死也不足以谢皇上。”
此外，这位舒御史还从苏轼写的诗文中摘出了六十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他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运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推行盐法，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着上表，还列举了四点苏轼该杀的理由。一时间，苏轼因为一份“谢恩表”竟然惹祸上身。皇帝将这件案子发到御史台处理。
不久，苏轼就从湖州被抓回京城，过了一个月，又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苏轼获罪的这件案子之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是因为苏轼因诗获罪是由御史台一手操办的，而御史台常植柏树，柏树上又常常栖着乌鸦，人们常称御史台为“乌台”。
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可是后来，在御史台官员吩咐手下，手下对苏轼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和折磨，苏轼一个儒生，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一首描写普通农村人家生活的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朝廷的青苗立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言百姓请香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便使却……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看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可是这番话是多么牵强附会！苏轼还说，在《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中是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经数月。其实这首诗与盐法哪里有半点瓜葛，苏轼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御史台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可是，苏轼竟躲过这场大难，神宗皇帝下令只是对苏轼贬官了事。在这场来势汹汹的“乌台诗案”里，苏轼究竟是怎样解脱出来的呢？
众人纷纷相救
据说，当时太皇太后曹氏的一条遗嘱，救了他一命。据说，曹氏病危，神宗皇帝去看她，她说：“当年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回来，见到苏轼两兄弟的文章，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如今不但没有重用他，反而要把他下狱论死。苏轼无非是作了几首小诗，发了一点牢骚罢了，这是文人的习性，若是抓到了一点小小的不慎之言，就罗织成罪，何以对得起仁宗皇帝？何以对得起太祖皇帝非叛逆不杀士人的祖训？”于是，神宗决心放了他。
另外，也有人猜测神宗本来就不打算杀他，当时的宰相看到神宗要宽恕苏轼时，就进谗言说：“苏轼讥讽臣下的罪可恕，但藐视皇上的罪不可恕。”还举出了苏轼的一句诗“世间惟有蛰龙知”说，“苏轼不认为陛下是飞龙，竟求知于地下的蛰龙，就是藐视皇上。”神宗却说：“文人的诗句，怎么能这样来推论呢？他咏自己的诗，与我有什么关系？”旁边的一位大臣和苏轼关系要好，就又加了一句：“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呀，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还有‘苟氏八龙’，难道都是人君？”说得那个宰相哑口无言。
后来，神宗又看到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更是动了慈悲之心，所以就赦免了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
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另外，苏轼确实是个人才，那些正直的人们都不愿他落难，所以纷纷解救。据说，从苏轼被捕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飞到京师。王安石的女婿上疏，扬言在皇帝实录上记下神宗不能“容才”；南京张安道在南京上疏，府官不敢接，他派儿子持至登闻鼓院投进；苏轼的弟弟苏辙愿意用自己的官职和薪水为哥哥抵罪。所以，神宗最终决定不杀苏轼。不久，苏轼被贬，“乌台诗案”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