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的阶段

1. 田野调查的阶段

田野调查可分为五个阶段：准备阶段、开始阶段、调查阶段、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补充调查阶段。这里仅前三个阶段作一说明。

2. 田野调查的调查阶段

居住地选定之后，便开始正式调查，也就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阶段。由于各人的对调查目的和对调查点的了解程度不同，调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过，对初次调查的人来说，应注意如下几方面：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有些人认为，到调查点之后，要穿当地人的服饰，与当地人打成一片。这种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当地人眼中，田野作业者是“外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系统的“内人”。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当熟悉之后，当地人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在田野调查期间，应注重个人形象的设计，我认为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内在的形象。外在的形象主要应注意两点：一是服饰应整洁、大方，所穿服饰应该与当地服饰有所不同，但不要穿当地人不喜欢的服饰（有些民族不喜欢穿红色或白色服饰）；二是不要留当地不喜欢的发型。如果是女性，口红不要涂太浓，香水不要洒太多。内在的形象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言谈举止要文雅，既要有风度，又要彬彬有礼，不说粗话、脏话。二是不要做有损人格之事，不占小便宜。 访谈有两种类型，一是结构型访谈，即问卷访谈。这种访谈又分两类，一是回答问题的方式，即田野作业者根据调查大纲，对每个受访人差不多问同样的问题，请受访者回答问题。二是选择式，即田野作业者把所要了解问题的若干种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访人自由选择。前一种方式人类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后者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使用较多。另一种是无结构型访谈，即非问卷访谈，事先没有预定表格，没有调查大纲。田野作业者和受访人就某些问题自由交谈。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访谈，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访谈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色。田野调查之初，受访人往往有警惕，许多事情不愿意谈，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问题。只有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才有可能进行深度访谈。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调查北京的朝鲜族个体家族企业时，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详谈他们家族企业的情况。后来，我让她到老板开的店里帮忙干活，并给老板娘的儿子补习英语。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对她十分热情，不但把他们家族企业来京之后的发展情况全部告诉她，而且还把她和丈夫的隐私全部告诉他，甚至连她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赌博及其有关的各种纠纷等全部讲出来。二是要讲究技巧。从我个人在新疆调查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访谈技巧应注意三方面：一是启发式的访谈。一些受访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却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有层次、有系统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查者必须一步一步地启发受访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类似情况予以启发。我在新疆调查阿尔泰乌梁海人时，就经常以哈萨克族的事例来启发受访人。二是拐弯式访谈，有些问题不方便直接问，例如，与现代观念不相合的婚姻习俗等，可采用拐弯式的访谈。例如，我在了解哈萨克族和阿尔泰乌梁海人的转房习俗（又称“收继婚”）时，我就先说汉族古代有转房习俗，我们老家过去也有，你们过去有没有这种习俗。其他比较隐诲的问题也大采用这种方式，这样问不会引起受访人的反感。三是要多问“为什么？”受访人能够讲述一种文化现象的过程，能够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但大多数人不清楚该文化现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要理解当地文化，就必须多问“为什么”通过各种方式寻求答案。6、要倾听当地人关于当地政治和现实问题的意见　在当地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从北京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是中央派来的，他们以为我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在新疆调查期间，有些少数民族在我们面前倾诉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则以为我们能解决刑事案件，伤人、打架等事件也找们来帮忙解决。对于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现，要给予同情和安慰，并请他们找政府或法院解决问题。 资料收集是的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我认为，收集资料应注意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收集资料必须遵循三条原则：其一，着重收集新材料，收集过去没有人了解过的新材料或没有人了解过的新内容。例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性格、族群观念、文化象征、社会交换和互动等方面的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调查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资料很少，今后应多收集这些方面的资料。其二，了解该地区与同一民族其它地区的文化差异。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区已发表相关的某种文化现象资料，则着重了解该地区的那种文化现象与其它人调查的其它地区的文化现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异，表现在哪一方面。其三，注意资料的准确性，反复核实收集的材料。被调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须找多人核实，如果大多数人说的相同，则证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与大多数人所说的不一样，则应慎重对待，一般情况下应取大多数人所说的为准。或两说同时收集，以作参考。我在新疆调查时，一些较大的问题往往要问10多人才放心。（2）注意收集计划外的有价值的资料。在调查时，往往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调查时，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萨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车后我便请他帮忙，找到了文物，收获不小，首次发现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用察合台文、满文和汉文写成的五件重要文书，并找到阿尔泰乌梁海人的三颗旗札萨克银印（每颗重9斤多，印文为汉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贵文物。其中，根据五件文书，结合大量史料和调查资料，撰写了《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丽县调查时，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拍摄到了云南傣族专家认为是傣族中最为典型的文身照片。 调查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主要根据调查者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城市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我是客家农村长大的，对客家文化很熟悉，调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长时间。我在新疆工作过5年，而且在民族地区作过多次调查，对哈萨克等民族的情况很熟悉，再去调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3. 田野调查的意义

4. 田野调查法的田野调查法

 题目的选择：个人兴趣；题目大小能否掌握；题目的发展性；语言、书目、财力、当地学者参与等。研究的可行性：学术考量；政治（visa，题目政治敏感度）体能财力时间。共同的特征：资料提供者（informant）或受访者(interviewee)；——深度访谈者；音乐演出、文化仪式典礼记录；田野记录（略记、日记、记事本；包括时间金钱的安排）音乐录音照片影片摄影书籍、音响资料、乐器收集。参与观察法：完全参与；边参与边观察；完全观察。田野工作能力培养：人际关系（获得informant的信任）却除文化偏见（尊重对方文化的重要性）语言（对田野工作地方语言的运用）Interview的方法、练习：常犯错误——讲太多、插话、错误引导观察、记录、写作能力。Recording/photography能力（对所有设备完全熟悉运用）田野常遇见的困难：田野地区的问题——社区的挑选（是否受欢迎）例：萧山楼塔细十番【（十首曲牌连缀的民间吹打乐）弦乐和敲打乐）】——个人资料、研究目的、停留时间——当地地方、中央政府的拜访与有关文件（文化馆、镇政府）文化生活冲击与适应：语言、饮食、天气、健康Informant寻找的问题——是否愿意提供资料——是否具代表性（是否是专研某一专业；不要问错人）——不同意见的人田野的内容：离开时、离开后的关系建立（带礼物给当地人表示友好与报答），为以后的再次拜访创造条件。

5. 田野调查法的介绍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 work。

6. 田野调查的田野调查

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 “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在一个有一个严格定义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体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境界，通过记录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展示不同文化如何满足人的普遍的基本需求、社会如何构成。”这便是田野调查。也是成为一个人类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田野调查为对于描述原始资料搜集的概括术语，其所应用的领域包括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地形学、地球物理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建筑学、及社会学等自然或社会科学领域。与其他在实验室准控制状态下环境的研究相比，田野工作主要于实地进行。 根据研究对象的生亡与否，以及它们的存在地点位于居住栖息地或埋于土下，田野工作的实质内容也会有所差别。化石与考古遗址的挖掘均包含田野工作，其他如访问或观察人们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民俗、和他们的社会结构等过程也都包含在内。某些状况，尤其是研究的主题为人类本身的时候，工作的拟定必须再经过设计，以避免观察者效应或是过度理论化或过于理想化该实质文化活动的风险。

7. 田野调查手册的发展

虽然人类学发展前进的车轮已经转到了21世纪，今天看来，《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中设定的许多调查项目和方法仍具指导意义。第一次进入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往往不知所措，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不知道调查要从何处下手，所以对一个准备开展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调查指南。本书译者是刚进入人类学领域的新兵，在过去的数次田野调查时同样深感没有工作指南的苦恼，于是萌生将此田野调查手册翻译成中文的念头。翻译是与原作者的对话，同时也是一种深入的学习。翻译此书时，从头至尾，逐字逐句阅读这本百年前的著作，译者内心多次产生过这种体会。作为《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的译序，本文拟谈三方面的问题：Ⅰ．本书的编订机构和主要作者；Ⅱ．本书的出版基础和主要内容；Ⅲ．人类学家眼中的田野调查。Ⅰ．本书的编订机构和主要作者要谈本书的作者群体，首先必须知道先后主导这本田野工作手册出版和修订补充完善的两个机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AAS）是英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民间科普组织，它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慈善机构，由苏格兰科学家戴维·布鲁斯特等人于1831年在约克创办。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本来是作为一个类似于专业学会的学术团体而出现的，其作用就是开展论坛，给科学家提供就英国国内外科学研究及思想的发展动态展开讨论的机会。它目标是促进对科学的进一步了解——包括科学的基本原理、程序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协会实现目标的措施是组织会议、大会和讲座，与其他科技团体进行合作，支持科研和科学资料的出版工作。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最重要、著名的一项活动，是每年轮流在英国的中心城镇举行年会。这是英国国内所举行的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会议，也是定期举行的、唯一允许科学家和普通人员以平等地位参加的科学会议。年会由17门主要学科的人员参加：农业科学、人类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工程学、森林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和数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动物学。协会还经常就某些全国或地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辩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协会的相当一部分活动是通过专门讲座和会议向青年普及科学。随着科学社会功能的日益增强，协会重点转向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后果的研究。随着科学的发展，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科学组织，其经费80%来自于各种捐款和赞助，主要捐助机构既有如威尔凯姆信托基金会和皇家学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也有如科学技术办公室这样的政府组织。英国皇家人类学会（RAI）是全世界成立时间最久的人类学学术组织，学会致力于促进人类学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发展。该学会是一个正式注册非营利性独立的慈善组织，学会日常工作由理事会负责，每年由全体会员共同选出一名理事长和几名理事组成理事会。该会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7年成立的英国原住民保护协会，在19世纪早期这一协会发起过教友派信徒运动反对非洲的奴隶贸易。1843年2月伦敦民族学会从原住民保护协会中单独分离出来。伦敦民族学会是“一个收集所有人种的观察结果并加以系统化的中心和储存库”。[①]几乎从一开始，学会成员在种族主义问题上就存在分歧，在1863年和1870年之间产生了两个社团，分别为民族学协会和人类学协会。1871年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社团合并从新组建英国人类学会。直到1907年英国人类学会才被允许加上“皇家”的头衔。该学会各部门根据各自的兴趣领域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组织，但学会提供的学术交流论坛将“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社会人类学、生物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的研究。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自创立以来，自始至终都是本国的学者与外国的行政官员与传教士之间的重要联系，它也提供了有关于原始族群研究的人们的交会所。这本《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前五版均由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组织会员编写和修订，由于二战的爆发以及部分人类学家的逝世，1949年协会将修订和出版的工作移交给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第六版之前的主要编委是当时英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哈登和塞利格曼，里弗斯等著名人类学家负责编写了最初的版本。[②]艾·哈登（Alfred Cort Haddon，1855-1940）是英国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任剑桥大学唯一的人类学者达30年之久。正是由于他的教学和科研贡献，人类学在经验科学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哈登早期专攻解剖学和动物学，曾在都柏林大学任教。1888年到南美托雷斯海峡考察海洋生物时，被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习俗所吸引，从此把研究方向转移到人类学领域。1887年，他的处女作《胚胎学研究导论》问世，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海洋生物学论文。1893年，他到剑桥大学讲授体质人类学；1898年，他提出现代人类学实地考察的一些基本技术，特别注重应用系谱的方法。1909年到1926年一直在剑桥大学教授种族学，著有《艺术的进化》（1895）、《人的研究》（1898）、《黑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的猎头者》（1901）、《民族的迁徙》（1911）和《人类学史》（1910）等600多种著作。塞利格曼（Charles Gabriel Seligman，1873-1940）是英国现代人类学创始人之一，早期从事医学和心理学研究，后来到美拉尼西亚考察，将兴趣转到人类学。塞利格曼长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一度在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教授。他自己以及夫人多次到美拉尼西亚和尼罗河苏丹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从种族、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加以分析，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榜样。除了1910年出版的《英属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之外，先后著有《维达人》（1911）、《尼罗河苏丹的非基督教部落》（1930）和《埃及和黑非》（1934）等多本民族志。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1864-1922）英国人类学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他起初攻读医学和生理心理学，1898年参加剑桥大学考察队在美拉尼西亚进行心理测试后，将兴趣转向人类学，嗣后对印度的托达人和美拉尼西亚人进行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关于文化的发展，他倾向于传播论的观点，把美拉尼西亚地区的文化特点解释为由不同时期从外来移民带进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结果。他对摩尔根的理论有所修正，认为“马来亚”民族系统不是最早的类型而相反是比较晚的类型，它反映了异族禁婚的衰退和氏族制度的解体。里弗斯在人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托达人》（1906）、《美拉尼西亚社会史》（1914）、《医学、巫术和宗教》（1910）和《社会组织》（1914）等。福德（C. Daryll Forde，1902-1973）是本书第六版的主要编订人员之一，在英国人类学家中以非洲人类学研究著称。在其许多著作中，福德对于亲属关系、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达文化中的人类学家应如何影响土著文化中的人类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他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田野调查，促进了人们对克洛斯河雅科人的研究。福德曾主编过《非洲季刊》和《非洲辑要季刊》，担任国际非洲学会主席达三十年之久。著作主要有《非洲人的婚姻与家庭》、《信仰的内容》和《生境、经济与社会》等。[①] http://www.therai.org.uk/.[②] 参考吴泽霖编纂：《人类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③] 黄剑波：《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广西民族研究》，2007（3）。[④] 伊凡-普里查：《社会人类学》，陈奇禄、王崧兴等译，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第73页。[⑤] 何国强主编：《粤东凤凰山区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何国强导言，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8页。[⑥] 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⑦] 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和基础》，骆建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页。[⑧] George Stoking Jr.,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pp282.[⑨] 何国强主编：《粤东凤凰山区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周大鸣序，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6页。

8. 田野调查的介绍

田野调查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最早的人类学方法论。它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