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向，儒、佛、道三家逐渐融合。“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2024-05-15
1. 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向，儒、佛、道三家逐渐融合。“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合，其中有儒家立场的三教融合、道家立场的三教融合和佛教立场的三教融合三种类型。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有些学者极其暧昧，对儒道融合佛教的三教合一多鄙视不屑、对佛教融合儒道的三教合一多赞美赞叹或避而不谈、甚至认为儒道好的思想也几乎皆从佛教而来。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 历史发展 三教的概念 “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家。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梁武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三教合一代表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以及“南北朝的《理惑论》，论儒道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儒道、儒佛、道佛、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 因佛教开始流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依附道教宏传，故有佛道之争，老子化胡之说。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佛学渐盛，不过“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方术与玄学，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佛教到东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毗昙，提倡弥陀净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从僧肇道生以来，中国佛教则因容纳了老庄道家的对规律性实在性等的认识，使佛性论原有的条件性相对性的成分继续保留的同时，真实性与永恒性的因素空前增长。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论，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平。 被魏孝静帝称为“神鸾”、梁武帝称为“肉身菩萨”的昙鸾，昙鸾，生于北魏孝文帝承明元年（ 476年）。雁门（今山西省代县）人。圆寂于东魏孝静帝兴和四年（ 542年）。还有一说圆寂于北齐天保五年（ 554年）以后。昙鸾自号有魏玄简大主，受到南北朝帝王和朝野僧俗的尊崇。葬于今山西省文水县2006年日本佛教友人来文水考察,据史书资料记载寻得了昙鸾大师之墓,在今文水县开栅镇北峪口村,北峪口村原为昙鸾大师发迹之后传道之地 魏孝静帝称他“神鸾”；梁武帝称他“肉身菩萨”。他一生弘扬净土思想，奠定了净土宗立宗的理论基础，是一位杰出的净土宗大师。昙鸾家近五台山，自幼受道教、佛教的熏陶。14岁到五台山朝圣，随即出家成为佛弟子。他学习儒、道、佛各家的著作，尤对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译的《百论》这四论有精深的研究，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大乘空宗学者。他认为昙无谶译的《大集经》词义深密，难以开悟，于是就着手为此经作注。中途积劳成疾，为了治疗气疾出门寻访名医，毅然长途跋涉赴南朝梁地求访苦求道教名土陶弘景。陶弘景被其诚意所感动，传其仙经。 不过，关于昙鸾法师用道教方法治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称他从陶弘景处得仙经十卷，本想找到地方依法修炼。然而，行至洛下，遇到了天竺三藏菩提留支，昙鸾因问佛经中长生不死之法，可有胜过此仙经者?菩提留支日： “是何言耶?佛教中哪有长生法?纵得长生，终轮回于三有耳。”即以《观无量寿经》与昙鸾日： “此是大仙方!”鸾拜而受之，遂焚仙经，专修净业。 这里讲陶弘景传给他服气法。精神抖擞的昙鸾辞别陶弘景，北归途经洛阳时，遇僧人菩提流支。昙驾向对方夸耀自己学得长生不老术，对方大喝一声，训戒说：佛教里有《观无量寿经》。于是昙鸾便抛弃服气法，皈依净土念佛，终于奠定了净土教的基础。此说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佛道两教的关系，耐人寻味，因为它主张佛教比道教高明。另外，道教所说的寿，佛教称无量寿，这也非常有趣。《云笈七簸》里有题为。县鸾大师服气法”的记载。此外县鸾还曾想其学过本草学。昙鸾对弥陀净土信仰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弥陀净土经典作出通俗的解释，并简化修行方法，他年青时代便恨佛典盘诃义深密，难以开悟”，因而注解之。他留世的主要著述有‘往生论注》二卷，《略论安乐净土义》一卷，《诚阿弥陀佛偈》。③由于早年学道，他还善于“调心练气”为他人治病，因此“名满魏都”。晚年著有《调气论》、《疗百病杂丸方》、《论气治疗方》、《服气要诀麓》等。足见他并未放弃对道家养生学的信仰，反而更加精深。 北魏慧思被后世尊为天台宗三祖，他有着较高的佛教性功修养和宗教家的济世情怀，但屡遭恶论师毒害，几度垂死。身体伤害和饥寒长期妨碍了他的禅修，因此，他在誓愿文中强烈表达了自己希望长寿以普度众生的愿望，称“誓愿入山学神仙，得长命力求佛道”。在慧思看来，佛法的修行目标是证得漏尽通（第六神通，也即佛教性功所达到的烦恼断尽的“极乐”状态），但修证前五种神通（慧思用这个佛教概念来借指神仙方术，即道教命功所达到的肉体长生安乐的效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因为“己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所以他发愿：“誓于此生作，长寿五通仙；修习诸禅定，学第六神通。” 慧思先以道教神仙方术修命，再以佛教定慧之学修性，开中国宗教史先命后性佛道双修模式之先河。后来到北宋时期，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更是以先命后性的模式融内丹学和禅宗为一体，延续了慧思的修行思想。 智顗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在陈朝时期即提出了止观双运的修行方法（止观是针对心性定力和智慧的训练，仍属于性功范畴），在长期止观禅修中，智顗为了解决自己及徒众身体上的不适和疾病，有条件地吸收了部分道教命功，将其融入了止观修习的体系中。他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认为，止观修习前应该先调五事，即对饮食、睡眠、身体、呼吸和心理进行调适，其中就融汇了道教的修养方术，例如坐禅前后的按摩法，以及对百脉不通处的存思方法。而智顗在谈到治病时，提到以吹、呼、嘻、呵、嘘、呬六种息治疗脏腑疾病，又认为“金石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饵”， 这些都反应了智顗对道教命功兼收并蓄的态度。 可见，智顗实际上采取了一种融汇型的佛道双修模式，他实际创立的天台宗也就具有了更多的本土气息。后来，佛教广泛采取了这种模式，例如少林武术吸收易筋、洗髓等道教命功而向内家拳发展，中国佛教这种特有的禅武双修的风气正反应了佛道双修的普遍影响。 南北朝时期，佛教禅僧学行道教养生术者甚多。如北魏名僧昙鸾，曾赴江南就陶弘景学道教仙术，著有《调气方》、《疗百病杂丸方》、《论气治疗方》、《服气要诀》等阐发道教养生术。后遇印度僧菩提流支，授以《无量寿经》，乃烧道教仙经，专意弘扬念佛求生净土法门，被日本净土宗奉为祖师。昙鸾的净土宗著述中，虽不见仙学影响之迹，但从《道藏》中所存《昙鸾法师服气法》看，他似乎并未完全否定道教养生术，而把佛教数息禅法融人道教养气法中，形成一种具有佛道融合色彩的养生气功，其法略为：宽坐，放松身体，“念法性平等，生死不二”，经半食顷，闭目举舌奉腭，徐徐长吐气一息二息，气出入声近旁人得闻，初粗渐细，十余息后，声仅自闻。凡觉有痛痒处，便想从呼气中出。天台宗二祖慧思，在《入山誓愿文》中表示为护法故，“愿先成就五通神仙，然后乃学第六神通”，为此，他祈愿诸圣赐以芝草神丹，疗病除饥渴，“借外丹力修内丹”，把道教追求的炼养成仙作为通向佛教涅檠之域的桥梁。天台三祖智颉的禅学体系中，所述六字气治病法，见于此前陶弘景辑的《养性延命录》，引自《仙经》及《明医论》，不见于印度佛典，当出自道教、中医。天台九祖湛然，在文章中对道教炼养成仙说予以肯定。 佛教密宗之说多类道教，包括有道教所擅的服气、服石、炼药、外丹、符祭等方术，追求长生成仙，其与道教的渊源关系，可能早在善无畏、金刚智等人唐弘密之先。据印度传说，1500年前(当中国南北朝初)，有华人塔哈乌江至孟加拉一带传授中国密宗(即道教仙术)。印度教密宗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特罗》、《须弥山坦特罗》等，皆称印度密宗的“支那功”来自中国。根据泰米尔文密教经典，南印度密教的十八位“成就者”（修行完成了的人）之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其泰米尔名字为博迦尔（Bogar）与普里巴尼（Pulipani），这两位大师写过许多关于梵咒、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他们于西元3世纪到印度伽耶等地传播道教的医学与化学思想，在印度的化学史与密教史上有重要地位。佛教密典中类似道教仙术之说，大概间接地渊源于印度教密宗，或直接源于道教。 道教仙学对佛教禅学影响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华化禅宗之禅的庄子色彩，禅宗之禅的宗旨方法与见地虽与庄学有区别，但亦多相通处，这使不少深通庄学的禅师语录带有或多或少的庄子格调。 张湛曾说“往往与佛经相参”,隐晦的指出佛经受列子影响。佛教初来时，用道家儒家易经哲学格义佛教，当时佛教的法师及其助手们对汉文古籍广有了解，相当精通，如著名的道真擅长文学，鸠摩罗什、僧肇擅长老庄。而当时的时代正是民间涌现大量先秦藏书之时，而佛教正是当时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之一，可能搜集或者读过各种先秦稀本与《列子》。这二种可能目前都无法排除。（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乐经》、《开元占经》等书皆曾被寺院收集雪藏）。而杨伯峻〈辨伪文字辑略〉引朱熹言而证列子伪：“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如此断章取义就如同柳宗元与清民疑古派的质疑，列子伪书说是从唐代柳宗元辩列子发端，而实际柳氏也并未断言列子为伪。只是对其中几点略有疑问。却引来了不少极端化的呼应。释子、儒徒追随脚步纷纷质疑列子，遂积非成是。然而朱熹的意见正好相反，乃是佛书剽窃《列子》，在《语类》中说得更为明白：“‘今看《圆觉》云‘四大各散，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是窃《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门，我尚何存”语。’”（卷126）。朱熹说佛教的“空”借用了老子的“无”，诠释了佛教的“空”。所以：“疑得佛家初来中国，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经，如说空处是也”（卷126，P.3008）。具体来说，“如远、肇法师之徒，只是谈庄老，后来人亦多以庄老助禅”（卷126，P.3025），佛书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十二章经》、《遗教经》、《法华经》、《金刚经》、《光明经》等数种，所言不过精虚缘业之论，神通变见之术而已。至惠远、僧肇、支道林等人，开始吸取道家之说。然尚未敢正以为出于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于假借，则遂显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严经》所谓"自闻"，乃庄子之意；《圆觉经》所谓"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列子所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最典型者无过惠远之论，成片都是老庄意思。凡此之类，不可胜举。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卷126，P.3038）。晋宋时的佛教教义、慧远和僧肇等人的著作，以及后起的禅宗皆与老子及庄、列的学说血肉相连。 佛教佛道双修至唐宋兴盛，到明朝鼎盛，从而出了达观等名僧。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说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故反对三教并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三者在道德趋向上仍未一致，甚至还有所抵牾。不过在魏晋，乃至隋唐，反对方始终不是社会主流意见，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未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 三教合一的考证年代 从统合的角度看，“三教合一”的含义无疑要比“三教”更进一步。关键在于对“合一”的理解。如果将“合一”视作儒、道、佛三家的内在义理上，特别是在道德标准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种趋势，当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称为“三教合流”或“三教归一”的。其实一般的学术著作中在说三教合一时，也就是这个意思。 或许正是对三教合一之称在理解上的模糊，古人极少用三教合一这个词，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使用过此词。作者曾请友人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通过电脑光盘检索，三教合一之称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只出现过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后。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没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或者说，明代以前的人们，尚未认识到三教在外在形态上有合一的可能性。当然，明代人所说的“合一”，仍可分二个层次。其一依然是以往“三教归一”、“三教一家”的那层意思，即主要指三家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如顾宪成在《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中云：“东溟管公倡道东南，标三教合一之宗。君相与质难数百言，管公心屈”。不过，从明代一位监察御史陆陇其所云，“今人言三教合一，岂非朱子之所叹然。又有谓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并存者，则又是以不合为合，尤巧于包罗和会者也”。陆氏所谓三教的两种合一，其区别正是表现于外在形态上，即当时人们确有主张将三教混为一体。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祇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从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间宗教里也有以此为旗帜的，此可见诸于那些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如《销释悟性还源宝卷·留三教经品》云：“自今慈悲来找你，才留还源三教经”；《开心结果宝卷》中有《三教菩萨品》；《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亦有《取三教圣人品》等。此表明明清二代有更多无名有实的三教合一宗教组织，即是上述那些活跃在当时的五花八门民间宗教。对此明末清初时的颜习斋看得很清楚，他说：“大凡邪教人都说‘三教归一’或‘万法归一’”。在这些民间宗教所奉行的宝卷里，三教之间的原有差别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正如安娜·塞德尔所说 ，“这些佛──道经文起源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世俗圈子中，在那里，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事实确是这样，如罗教创始人罗清在其《五部六册》中的《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里就进一步说明：“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酒井忠夫先生曾对《五部六册》引文进行考证，发现其中不仅有《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佛经，还有《道德经》、《悟真篇》等道教典籍和儒家的《大学》、《中庸》等，说明这些所谓宝卷完全是三教合一的。大体上说，这些宝卷“全是邪教名目而假充如来佛经以欺人者”，也就是说民间宗教如果在崇拜形式上还往往显示着佛教色彩的话，但其所主张的现世人们行为准则，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如其中《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二十四孝报娘恩》、《节义宝卷》等等。
2. 谈话时被问到你为什么要入党，如何回答，详细点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值得我们去向往，去追求。 人总是要有所追求的，尽管各自的追求会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很大，但是还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人人都希望生活愉快、生活幸福、生活美好。 中国是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生活在中国，其血脉中、骨髓中就一定有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人们生活是否幸福，是否愉快，是靠自己心中的评价标准进行衡量的，而这心中的评价标准一定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人们有以下几点共识： 一是以人为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与古希腊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印度佛教文化重视人与神的关系不同：中国文化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问题。 二是儒道互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干，并形成互补之势。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伦理道德、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国民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至为深远。道家、道教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宗教、医药、体育等领域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儒道两家思想内涵虽然各不相同，但双方也存在暗合、融通之处，两者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多方面的表现。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对立统一观念，古典美学中的善为美，以和为美的审美情趣，古代文学中文以载道及崇尚自然的文论流派，民族性格中刚柔相济的品格等等，都是儒道互补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具体体现。 三是以和为贵。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特征，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最为典型，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中，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关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和谐统一，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且儒家更侧重于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如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四是实践理性。这主要体现一种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注重客观事实，注重历史经验，重视直觉顿悟和整体思维，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注重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行动哲学，尤重道德功利主义。深入人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践理性学术传统在实行中的积极效应。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天下国家为已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大一统为社会理想状态，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放在首位，这种爱国主义热情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之中，不知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史多少志士仁人！从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林则徐的“苟到国家生死以，定同祸福趋避之”，而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格言至今仍闪烁着熠熠光华，无一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传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与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密不可分。 二是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孔子讲“三军可夺师也，匹夫不可夺志”，孟子为主人在道德上要“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这些思想在铸造中国华民族精神品格方面起过极为重大深远的影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立的人格尊严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三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的自强不息”，《论语》中讲“志士仁人，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精神的高度概括。 四是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即要人们以大地般宽广的胸襟承载万事万物，顺承天道。《中庸》中也讲“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那无比宽阔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胸怀，汉唐时代吸取外来之士的气魄十分博大，显现出强大的汉唐雄风。 我们是现代人，生活在科技进代的人们，其思想体系中必然充满着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对自己生活是否幸福是否愉快的判断，也一定是理性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与物理理论相符合的。例如，世界是物质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是运动着的，事物间是普遍联系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等等都与物理学结论一致。 毛泽东思想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革命实践的基础，融汇、吸收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的结果，毛泽东特别重视以民族斗争的经验为借鉴，以历史论著的精华为资料，来探讨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战略与策略、路线与政策。而且常常以我们民族特有的真理形式，来表达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使之具有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由于其指导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理论。因此，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伟业一定是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3. 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哪些方面?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和介绍中华传童文化，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有鉴于此，几十位对于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通力协作，编纂了这部《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奉献给各位读者。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只有在比较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各个门类形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其总体特征与实质获得较深入的理解。事实上，整体性把握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众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数、树的文化全才。世界级文化大师孔子所推崇和追求的“成人”，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智慧，而且还具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政治管理经验以及艺术、体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技艺。孔子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伟大人物。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孔子对于音乐等艺术领域、射御之类技能甚至烹饪与服饰的原则等，都曾提出过非常精妙的见解。中国古代杰出人物对于文化的全面追求，启发本书作者将不同门类的知识融汇贯通，集为一帙。 本书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因门类而略有差别，一般说来，上起原始社会，下至近现代。面对浩如烟海的历人物、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存，本书没有采取编年体的中国文化大事记的写作手法和按词条分门分类的文化词典的编纂形式。大量人物、著作、术语、事件的简单堆砌并不能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蕴。在有限的篇幅内，本书为读者奉献的是系统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本书努力把寻找中华传统文化各个门类的发展线索放在首位，力图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本书也试图分析每一文化门类的基本特点，阐释这些文化门类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最终展现给读者的，除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以外，还包含对各方面知识的整合与品味，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总结与反思。相信这种撰写方式能帮助读者获得清晰、明了和系统的知识。 强烈的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征。文化的本质不是既成的事物而是流变的过程。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周易》所形容的“生生不息”的继承与变易的对立统一发展之中，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代替，但在新的形式中又包含着持久恒常的民族精神。例如，被视为“国粹”的京剧实际上是一门非常“年青”的艺术，它的真正成熟距今不过百年上下。自宋代以来，主导戏曲舞台的艺术形式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繁荣。然而，这种变革并非脱离历史的独立创造，而是继往开来，在吸收过去遗产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许多旧的形式已随着历史变迁而失去生命力，但却可以通过改造，使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继续发展。因此，本书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各门类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 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重大特征是突出的地域性。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中华传统市场早在数千年前就与异国文化开始了交流。汉唐时代，中国文化是相当开放的。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从意识形态方面看，中国接受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这是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间的最大规模的交流之一。从艺术方面看，中国大量吸收了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异国音乐、舞蹈，并使之中国化。“胡琴”是中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代表，但如同其名称所示，它原来是外来品。从饮食、服饰、民俗等方面看，中国所吸收的异国文化内容也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中国也将自己的文化向外输出，如造纸等四大发明、丝绸与瓷器等工艺制作等，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传统文花的许多精华，如中医、气功、武术等，至今仍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比较，是文化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需要加以专门研究。因内容和篇幅所限，本书只是约略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若干文化的交流必将进一步扩大，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必将以崭新的资态迈进未来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篇章目录 ·儒家学说 古典儒学 两汉经学 儒道释的交会与融通 义理之学 考据之学 ·道家道教 老子哲学 庄子哲学 早期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道教的鼎盛 金元时期新道教 道教的衰落 ·中国佛教 教义教规 历史源流 教下诸宗 教外别传 礼仪制度 藏传佛教 ·诗歌词曲 先秦诗 两汉魏晋 南北朝诗 唐诗 宋诗 元明清诗 词 曲 ·文章骈赋 散文 骈文 辞赋 ·章回小说 形成与演变 流派与名著 民族风格 ·书法篆刻 先秦书法 秦汉书法 魏晋南北朝书法 隋唐书法 五代两宋书法 元明书法 清代书法 书论与欣赏 篆刻 ·中国绘画 教化人伦——人物画 山境水情——山水画 花鸟精神——花鸟画 玄妙之门——绘画理论 ·雕塑造像 明器雕塑 陵墓表饰雕塑 宗庙造像 石窟造像 寺庙造像 建筑雕塑 工艺雕塑 ·传统音乐 民歌 乐器和器乐 舞蹈音乐 曲艺音乐 戏曲音乐 乐论、乐志和乐律学 ·古代舞蹈 原始舞蹈 周代乐舞 秦代百戏 隋唐乐舞 宋代队舞 元、明、清舞蹈 ·古典戏曲 戏曲的起源和形成 宋元南戏 元杂剧 明清传奇 清代地方戏 京剧 传统戏曲理论 ·史官史学 史官史家 史书体裁 历史思想 史学理论 ·汉字的形质 汉字的基本类型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语方言 汉语语音 汉语词汇 汉语语法 ·书简典籍 古籍形态 古籍整理 古典书目 ·教育科举 教育制度 教育思想 科举制度 ·中华武术 拳术 武术器械 对练 集体项目 攻防技术 ·中华气功 渊源探踪 历史发展 门类划分 研究方法 理论基础 要领简述 应用价值 外气研究 ·棋艺博戏 围棋 象棋 ·兵家韬略 韬略的形成与发展 韬略的理论原则 国防韬略 治军韬略 用兵韬略 ·政治谋略 政治谋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 政治谋略的类型 ·刑名律令 渊源与发展 理论基础 形式特征 主要罪名及处罚 刑罚体系 主要适用原则 ·中医中药 基础理论 临床基本原理 针灸学 中药学 养生学 名医名案 ·建筑园林 构造与材料 色彩与布局 传统居住建筑 城市和城市公共建筑 宫殿建筑 礼制与祠祀建筑 陵墓建筑 佛教建筑传统园林建筑 ·古玩器皿 陶器 玉器 铜器 瓷器 漆器 金银器 文房四宝 ·衣冠服饰 起源与初步发展 周礼缙绅与汉官威仪 从魏晋的日月改易到唐代博采兼收 宋代的守古尚简与明代的恢复汉俗 满汉并存的清代服侍 ·美食名饮 斗茶品茗 琼浆美酒 玉盘珍馔 ·中国民俗 鬼神 丧葬 婚姻 宗法 礼仪 节日 禁忌 相术 风水 算命
4. 中华文化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和介绍中华传童文化，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有鉴于此，几十位对于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通力协作，编纂了这部《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奉献给各位读者。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只有在比较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各个门类形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其总体特征与实质获得较深入的理解。事实上，整体性把握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众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数、树的文化全才。世界级文化大师孔子所推崇和追求的“成人”，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智慧，而且还具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政治管理经验以及艺术、体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技艺。孔子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伟大人物。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孔子对于音乐等艺术领域、射御之类技能甚至烹饪与服饰的原则等，都曾提出过非常精妙的见解。中国古代杰出人物对于文化的全面追求，启发本书作者将不同门类的知识融汇贯通，集为一帙。 本书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因门类而略有差别，一般说来，上起原始社会，下至近现代。面对浩如烟海的历人物、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存，本书没有采取编年体的中国文化大事记的写作手法和按词条分门分类的文化词典的编纂形式。大量人物、著作、术语、事件的简单堆砌并不能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蕴。在有限的篇幅内，本书为读者奉献的是系统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本书努力把寻找中华传统文化各个门类的发展线索放在首位，力图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本书也试图分析每一文化门类的基本特点，阐释这些文化门类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最终展现给读者的，除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以外，还包含对各方面知识的整合与品味，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总结与反思。相信这种撰写方式能帮助读者获得清晰、明了和系统的知识。 强烈的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征。文化的本质不是既成的事物而是流变的过程。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周易》所形容的“生生不息”的继承与变易的对立统一发展之中，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代替，但在新的形式中又包含着持久恒常的民族精神。例如，被视为“国粹”的京剧实际上是一门非常“年青”的艺术，它的真正成熟距今不过百年上下。自宋代以来，主导戏曲舞台的艺术形式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繁荣。然而，这种变革并非脱离历史的独立创造，而是继往开来，在吸收过去遗产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许多旧的形式已随着历史变迁而失去生命力，但却可以通过改造，使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继续发展。因此，本书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各门类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 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重大特征是突出的地域性。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中华传统市场早在数千年前就与异国文化开始了交流。汉唐时代，中国文化是相当开放的。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从意识形态方面看，中国接受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这是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间的最大规模的交流之一。从艺术方面看，中国大量吸收了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异国音乐、舞蹈，并使之中国化。“胡琴”是中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代表，但如同其名称所示，它原来是外来品。从饮食、服饰、民俗等方面看，中国所吸收的异国文化内容也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中国也将自己的文化向外输出，如造纸等四大发明、丝绸与瓷器等工艺制作等，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传统文花的许多精华，如中医、气功、武术等，至今仍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比较，是文化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需要加以专门研究。因内容和篇幅所限，本书只是约略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若干文化的交流必将进一步扩大，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必将以崭新的资态迈进未来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篇章目录 ·儒家学说 古典儒学 两汉经学 儒道释的交会与融通 义理之学 考据之学 ·道家道教 老子哲学 庄子哲学 早期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道教的鼎盛 金元时期新道教 道教的衰落 ·中国佛教 教义教规 历史源流 教下诸宗 教外别传 礼仪制度 藏传佛教 ·诗歌词曲 先秦诗 两汉魏晋 南北朝诗 唐诗 宋诗 元明清诗 词 曲 ·文章骈赋 散文 骈文 辞赋 ·章回小说 形成与演变 流派与名著 民族风格 ·书法篆刻 先秦书法 秦汉书法 魏晋南北朝书法 隋唐书法 五代两宋书法 元明书法 清代书法 书论与欣赏 篆刻 ·中国绘画 教化人伦——人物画 山境水情——山水画 花鸟精神——花鸟画 玄妙之门——绘画理论 ·雕塑造像 明器雕塑 陵墓表饰雕塑 宗庙造像 石窟造像 寺庙造像 建筑雕塑 工艺雕塑 ·传统音乐 民歌 乐器和器乐 舞蹈音乐 曲艺音乐 戏曲音乐 乐论、乐志和乐律学 ·古代舞蹈 原始舞蹈 周代乐舞 秦代百戏 隋唐乐舞 宋代队舞 元、明、清舞蹈 ·古典戏曲 戏曲的起源和形成 宋元南戏 元杂剧 明清传奇 清代地方戏 京剧 传统戏曲理论 ·史官史学 史官史家 史书体裁 历史思想 史学理论 ·汉字的形质 汉字的基本类型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语方言 汉语语音 汉语词汇 汉语语法 ·书简典籍 古籍形态 古籍整理 古典书目 ·教育科举 教育制度 教育思想 科举制度 ·中华武术 拳术 武术器械 对练 集体项目 攻防技术 ·中华气功 渊源探踪 历史发展 门类划分 研究方法 理论基础 要领简述 应用价值 外气研究 ·棋艺博戏 围棋 象棋 ·兵家韬略 韬略的形成与发展 韬略的理论原则 国防韬略 治军韬略 用兵韬略 ·政治谋略 政治谋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 政治谋略的类型 ·刑名律令 渊源与发展 理论基础 形式特征 主要罪名及处罚 刑罚体系 主要适用原则 ·中医中药 基础理论 临床基本原理 针灸学 中药学 养生学 名医名案 ·建筑园林 构造与材料 色彩与布局 传统居住建筑 城市和城市公共建筑 宫殿建筑 礼制与祠祀建筑 陵墓建筑 佛教建筑传统园林建筑 ·古玩器皿 陶器 玉器 铜器 瓷器 漆器 金银器 文房四宝 ·衣冠服饰 起源与初步发展 周礼缙绅与汉官威仪 从魏晋的日月改易到唐代博采兼收 宋代的守古尚简与明代的恢复汉俗 满汉并存的清代服侍 ·美食名饮 斗茶品茗 琼浆美酒 玉盘珍馔 ·中国民俗 鬼神 丧葬 婚姻 宗法 礼仪 节日 禁忌 相术 风水 算命
5. 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能够详细一点
儒家学说 古典儒学 两汉经学 儒道释的交会与融通 义理之学 考据之学 道家道教 老子哲学 庄子哲学 早期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道教的鼎盛 金元时期新道教 道教的衰落 中国佛教 教义教规 历史源流 教下诸宗 教外别传 礼仪制度 藏传佛教 诗歌词曲 先秦诗 两汉魏晋 南北朝诗 唐诗 宋诗 元明清诗 词 曲 文章骈赋 散文 骈文 辞赋 章回小说 形成与演变 流派与名著 民族风格 •书法篆刻 先秦书法 秦汉书法 魏晋南北朝书法 隋唐书法 五代两宋书法 元明书法 清代书法 书论与欣赏 篆刻 •中国绘画 教化人伦——人物画 山境水情——山水画 花鸟精神——花鸟画 玄妙之门——绘画理论 •雕塑造像 明器雕塑 陵墓表饰雕塑 宗庙造像 石窟造像 寺庙造像 建筑雕塑 工艺雕塑 •传统音乐 民歌 乐器和器乐 舞蹈音乐 曲艺音乐 戏曲音乐 乐论、乐志和乐律学 •古代舞蹈 原始舞蹈 周代乐舞 秦代百戏 隋唐乐舞 宋代队舞 元、明、清舞蹈 •古典戏曲 戏曲的起源和形成 宋元南戏 元杂剧 明清传奇 清代地方戏 京剧 传统戏曲理论 •史官史学 史官史家 史书体裁 历史思想 史学理论 •汉字的形质 汉字的基本类型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语方言 汉语语音 汉语词汇 汉语语法 •书简典籍 古籍形态 古籍整理 古典书目 •教育科举 教育制度 教育思想 科举制度 •中华武术 拳术 武术器械 对练 集体项目 攻防技术 •中华气功 渊源探踪 历史发展 门类划分 研究方法 理论基础 要领简述 应用价值 外气研究 •棋艺博戏 围棋 象棋 •兵家韬略 韬略的形成与发展 韬略的理论原则 国防韬略 治军韬略 用兵韬略 •政治谋略 政治谋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 政治谋略的类型 •刑名律令 渊源与发展 理论基础 形式特征 主要罪名及处罚 刑罚体系 主要适用原则 •中医中药 基础理论 临床基本原理 针灸学 中药学 养生学 名医名案 •建筑园林 构造与材料 色彩与布局 传统居住建筑 城市和城市公共建筑 宫殿建筑 礼制与祠祀建筑 陵墓建筑 佛教建筑传统园林建筑 •古玩器皿 陶器 玉器 铜器 瓷器 漆器 金银器 文房四宝 •衣冠服饰 起源与初步发展 周礼缙绅与汉官威仪 从魏晋的日月改易到唐代博采兼收 宋代的守古尚简与明代的恢复汉俗 满汉并存的清代服侍 •美食名饮 斗茶品茗 琼浆美酒 玉盘珍馔 •中国民俗 鬼神 丧葬 婚姻 宗法 礼仪 节日 禁忌 相术 风水 算命
6. 文化自信的底气来源于哪儿
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基因和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所迸发的持续文化动力。 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基因。不忘本来，方能赢得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本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固有的根本。 这个根本，就是其文化。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历经劫难而浴火重生，这一文化血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强大的文化基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 文化自信源于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所迸发的持续文化动力。不忘初心，方能继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这个初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下，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使中华民族改变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整个国家实现了团结统一和繁荣富强。 扩展资料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政治信念、市场意识、社会理念、公民伦理和人本精神等层面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与价值，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最佳支撑。 我们在面对各种文化价值的冲击和社会思潮的碰撞时，能够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坚持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打破“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西方话语偏见，发出和传播我们自己的价值理念，为人类文明作出我们的独特贡献。正是这种科学的文化方向，我们才能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充满文化自信。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文化自信的来源和底气
7. 老师让我们讲一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祖先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不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客观要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和介绍中华传童文化，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有鉴于此，几十位对于传统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通力协作，编纂了这部《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奉献给各位读者。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只有在比较全面了解中华文化各个门类形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其总体特征与实质获得较深入的理解。事实上，整体性把握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在众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数、树的文化全才。世界级文化大师孔子所推崇和追求的“成人”，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智慧，而且还具有出色的文字表达能力、政治管理经验以及艺术、体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技艺。孔子本人正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伟大人物。作为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孔子对于音乐等艺术领域、射御之类技能甚至烹饪与服饰的原则等，都曾提出过非常精妙的见解。中国古代杰出人物对于文化的全面追求，启发本书作者将不同门类的知识融汇贯通，集为一帙。 本书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因门类而略有差别，一般说来，上起原始社会，下至近现代。面对浩如烟海的历人物、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存，本书没有采取编年体的中国文化大事记的写作手法和按词条分门分类的文化词典的编纂形式。大量人物、著作、术语、事件的简单堆砌并不能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蕴。在有限的篇幅内，本书为读者奉献的是系统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知识。本书努力把寻找中华传统文化各个门类的发展线索放在首位，力图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同时，本书也试图分析每一文化门类的基本特点，阐释这些文化门类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最终展现给读者的，除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以外，还包含对各方面知识的整合与品味，包含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总结与反思。相信这种撰写方式能帮助读者获得清晰、明了和系统的知识。 强烈的时代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征。文化的本质不是既成的事物而是流变的过程。本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周易》所形容的“生生不息”的继承与变易的对立统一发展之中，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代替，但在新的形式中又包含着持久恒常的民族精神。例如，被视为“国粹”的京剧实际上是一门非常“年青”的艺术，它的真正成熟距今不过百年上下。自宋代以来，主导戏曲舞台的艺术形式曾发生过多次重大繁荣。然而，这种变革并非脱离历史的独立创造，而是继往开来，在吸收过去遗产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许多旧的形式已随着历史变迁而失去生命力，但却可以通过改造，使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继续发展。因此，本书在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各门类历史发展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 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重大特征是突出的地域性。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中华传统市场早在数千年前就与异国文化开始了交流。汉唐时代，中国文化是相当开放的。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从意识形态方面看，中国接受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这是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之间的最大规模的交流之一。从艺术方面看，中国大量吸收了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异国音乐、舞蹈，并使之中国化。“胡琴”是中国民族乐器中的重要代表，但如同其名称所示，它原来是外来品。从饮食、服饰、民俗等方面看，中国所吸收的异国文化内容也十分惊人。与此同时，中国也将自己的文化向外输出，如造纸等四大发明、丝绸与瓷器等工艺制作等，都对世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传统文花的许多精华，如中医、气功、武术等，至今仍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比较，是文化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需要加以专门研究。因内容和篇幅所限，本书只是约略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若干文化的交流必将进一步扩大，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文化，必将以崭新的资态迈进未来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 篇章目录 ·儒家学说 古典儒学 两汉经学 儒道释的交会与融通 义理之学 考据之学 ·道家道教 老子哲学 庄子哲学 早期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道教的鼎盛 金元时期新道教 道教的衰落 ·中国佛教 教义教规 历史源流 教下诸宗 教外别传 礼仪制度 藏传佛教 ·诗歌词曲 先秦诗 两汉魏晋 南北朝诗 唐诗 宋诗 元明清诗 词 曲 ·文章骈赋 散文 骈文 辞赋 ·章回小说 形成与演变 流派与名著 民族风格 ·书法篆刻 先秦书法 秦汉书法 魏晋南北朝书法 隋唐书法 五代两宋书法 元明书法 清代书法 书论与欣赏 篆刻 ·中国绘画 教化人伦——人物画 山境水情——山水画 花鸟精神——花鸟画 玄妙之门——绘画理论 ·雕塑造像 明器雕塑 陵墓表饰雕塑 宗庙造像 石窟造像 寺庙造像 建筑雕塑 工艺雕塑 ·传统音乐 民歌 乐器和器乐 舞蹈音乐 曲艺音乐 戏曲音乐 乐论、乐志和乐律学 ·古代舞蹈 原始舞蹈 周代乐舞 秦代百戏 隋唐乐舞 宋代队舞 元、明、清舞蹈 ·古典戏曲 戏曲的起源和形成 宋元南戏 元杂剧 明清传奇 清代地方戏 京剧 传统戏曲理论 ·史官史学 史官史家 史书体裁 历史思想 史学理论 ·汉字的形质 汉字的基本类型 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汉语方言 汉语语音 汉语词汇 汉语语法 ·书简典籍 古籍形态 古籍整理 古典书目 ·教育科举 教育制度 教育思想 科举制度 ·中华武术 拳术 武术器械 对练 集体项目 攻防技术 ·中华气功 渊源探踪 历史发展 门类划分 研究方法 理论基础 要领简述 应用价值 外气研究 ·棋艺博戏 围棋 象棋 ·兵家韬略 韬略的形成与发展 韬略的理论原则 国防韬略 治军韬略 用兵韬略 ·政治谋略 政治谋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 政治谋略的类型 ·刑名律令 渊源与发展 理论基础 形式特征 主要罪名及处罚 刑罚体系 主要适用原则 ·中医中药 基础理论 临床基本原理 针灸学 中药学 养生学 名医名案 ·建筑园林 构造与材料 色彩与布局 传统居住建筑 城市和城市公共建筑 宫殿建筑 礼制与祠祀建筑 陵墓建筑 佛教建筑传统园林建筑 ·古玩器皿 陶器 玉器 铜器 瓷器 漆器 金银器 文房四宝 ·衣冠服饰 起源与初步发展 周礼缙绅与汉官威仪 从魏晋的日月改易到唐代博采兼收 宋代的守古尚简与明代的恢复汉俗 满汉并存的清代服侍 ·美食名饮 斗茶品茗 琼浆美酒 玉盘珍馔 ·中国民俗 鬼神 丧葬 婚姻 宗法 礼仪 节日 禁忌 相术 风水 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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