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的人物评价

2024-05-08

1. 汤一介的人物评价

“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 彭燕韩)“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王守常) “汤一介先生是用生命做事的人,他的贡献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而在于开风气之先,引领学术旗帜。”(《儒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魏常海) “汤先生是一位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性的学者,不但对中国思想研究深入,更对西方文化有着包容和理解之心,是个现代的开放的有思想的谦虚的学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奥地利籍教授、汤一介奥地利籍学生 雷立柏)

汤一介的人物评价

2. 汤一介的父亲是谁

汤一介父亲:
汤用彤
汤用彤(1893.6.21-1964.5.2),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

3. 汤璪真的人物生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数学家之一。家乡是湖南韶山市杨林乡云源村。1935年,他任中国数学会首届评议委员,1936年第二次年会,及1940年第三次年会上,连任的理事。他一生质朴恬淡,不求闻达,在高等教育园地里辛勤耕耘32载,培养了大量的人材。数学造诣深厚,但由于辞世过早,其著作与贡献已难以寻觅。1919年,汤璪真从高师毕业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女师大)任教,一年后升任讲师和级主任。1920年至1923年曾在北京大学兼课,大学3年级时著《级积论》,1919年由高师出版。1923年底,汤璪真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从事数学研究。1926年,汤璪真与章伯钧等人同时回国,汤璪真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1928年,汤璪真到上海,曾在江湾永义里附近的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和交通大学等校任教。两年后,他又回到武大任教。直到1943年,汤璪真因工作调动离开武汉大学,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7年,汤璪真曾到湖南大学任教一个学期,后又去安庆,任安徽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8年底,汤璪真任代理校长。1951年10月9日清晨,因病逝世,终年54岁。 汤璪真别号孟林,他是长房嫡孙,因而在家族中享有特殊的地位。自幼聪明好学,深受父母和族中长辈喜爱。依靠家里省吃俭用和族人的接济,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完了小学。因为学业成绩优异,曾两次跳级。汤璪真子女共七人.前妻戴立华(已故)生一女,名忠皓,在广西南宁市。戴氏无子,曾抱一养子,名希廉,在北京。后妻张敬之生二男三女,长子川森、次子湘森均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大女儿忠琦、二女儿桂森同在广州工作,小女儿京森(后改名张毅)在太原市工作。 汤璪真生活非常俭朴,读书极为勤奋刻苦。每天黎明即起,当万籁俱静的清晨,同学们还在梦乡里的时候,他总是悄悄地起床跑到室外,独自专心致志地看起书来,这种晨读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由于家境不宽裕,他上学时只有很少几件衣服,勉强够换洗。在高师上学时,尽管有件免费的大衣,而里边穿的棉衣却买不起,北京的冬季漫长而寒冷,没有棉衣御寒是很难熬过去的,同学们发现汤璪真经常到操场上跑步、翻杠子,回到宿舍有时头上还冒着热气,他靠这种办法来取暖和增强抗寒能力。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表面看上去温和沉静、寡言少语,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他深深懂得穷苦孩子上学之不易。他心里想,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祖国的大地上鲜花盛开,孩子们带着幸福的微笑,手拉着手走进学校,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他暗暗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在家乡亲手创办一所学校,实现自己为家乡人民造福的愿望。汤璪真从小喜欢游泳,小学时他常和伙伴们一起在池塘里游水嬉戏。伙伴当中有一位和他很要好的同学,他就是毛泽东。汤璪真还喜欢吹箫,离家后,他常借吹箫寄托对家乡的眷恋,有时吹着吹着竟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他对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感情很深,母亲病故时,他星夜赶回家,在母亲的遗体前哭得晕了过去,几天几夜不吃不睡为母亲守灵。父母养育之恩他从小就铭刻于心,唯恐日后不能报答。在家乡,他孝敬长辈、扶助亲友邻里的美德,有口皆碑。 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汤璪真曾是其中一员学生时期,汤璪真对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等人十分崇拜,常以这些人的诗词激励自己。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即已形成,他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四运动”。在与高师同学一起游行时,前进中遭反动军警殴伤,他结识了许德珩等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并参加了许德珩领导的九三学社,成为九三学社早期社员之一。汤璪真的数学天资,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显露出来。大学3年级时著《级积论》,1919年由高师出版,它被认为是汤璪真早期成名之作。从此,他在数学王国里大胆探索,不断进取。1923年底,汤璪真因出色的工作成绩经选拔被派往德国,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从事数学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德国同事们的尊重和好评。在一张与来自各国同事们的合影上,他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被请到前排就坐。汤璪真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并在其后另附一张纸,把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他在德期间,结识了很多朋友,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与他们保持书信往来。汤璪真在德国曾跟随著名的几何学家布拉希开(W.Blashke)做研究工作。他对布拉希开的著作颇有研究。回国后在国内创教德文原本的先例,所授课本即布拉希开所著《微分几何讲义》(Vorlesungen Uber Diffretialgeometrie)第一卷。 1926年汤璪真谢绝了德国朋友们的挽留,与章伯钧等人同时回国。归国后,年仅28岁的汤璪真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1928年武昌大学解散,两年后武昌大学恢复,他又回到武大任教。在我国早期现代数学家中,汤璪真也是研究微分几何的开拓者之一。在武大工作期间,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汤璪真精通英语和德语,还懂法语。他潜心钻研数学,埋头著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著述,如《新几何学》(即《扩大几何学》)、《微分学的几个根本问题》、《数理玄形学》、《绝对微分学的一个难关》等。此外,还翻译《集合理论几何学》等书。1931年,汤璪真研究并翻译罗马大学教授、著名数学家莱维-齐维塔(Levi-Civita)所著《绝对微分学》,曾与原著者多次讨论绝对微分学中一些疑难问题。他对问题独到的见解,使原著者非常佩服。1935年2月,汤璪真填写“研究专门学术人员调查表”,在“本人工作心得与兴趣趋向或其他感想”一栏中,记述了这样一段经历:曾与数学界名流韦尔(Weyl)、施乌顿(Schouten)、莱维-齐维塔、杜斯切克(Duschek)等屡次讨论绝对微分学,其结果作成《绝对微分学的一个难关》一文,登在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上,此可算为本人心得且为比较有兴趣之事。 在武大任教时,汤璪真曾把“拉盖尔几何”(Laguerre Geome-try)的研究成果张贴在教室里,引起同学们很大的兴趣。1937年,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联合招生,数学命题由汤璪真担任,其中一题即是从“拉盖尔几何”里取来的。汤璪真无论做数学研究工作还是教学都极为勤奋努力。他好深思,思维敏捷而大胆,作风严谨而认真。他的这种数学家的良好素质是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自然形成的。他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既重视基础理论又鼓励学生敢于创新。他自己就是在研究工作中不断创新并有所突破的。这一时期他研究成果颇丰,很有新颖见解,可惜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许多研究成果没有能够及时整理出版。抗日战争中,汤璪真随武大迁四川乐山,后来在贵州榕江遭遇大水,一家数口死里逃生。他最为痛惜的是自己多年积累的藏书和几篇尚未完成的著作都付之东流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汤璪真与武大的师生员工们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满腔热忱地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抗战之初,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实现学生时代为家乡人民造福的愿望,他在湖南宁乡县创办了宗一中学,并任董事长.由于他为人真诚、正直,学识渊博而又平易近人,因此深受朋友和学生们的敬重和爱戴。他虽然身为大学教授,但依旧保持生活俭朴的习惯。他经常将节省下来的钱寄回老家(这时已搬到宁乡),或用于办学或用于帮助亲友.家乡人民至今仍怀念着他。汤璪真在艰难的环境中奋斗,一方面饱经战乱之苦,另一方面仍顽强地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研究“数理逻辑”,所著论文曾在国外数学杂志发表数篇。此时,他已是中国数学会的理事,并早在1933年就被教育部聘为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会员。1940年又曾任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主编。因此,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均有较高的声望。汤璪真先后任武大教授十余年,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材。中国老一辈数学家曾昭安之子曾宪昌是他的学生,40年代末留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11月25日,他从洛杉矶写信给汤(这时汤已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念念不忘老师春风化雨之恩。他写道:“……生在美已过两年,回思所学,莫不得吾师所畀之根基,偶自思有所进步,亦莫不吾师所赐也。”他还表示愿“从吾师教益以尽服务之旨”,决意提早回国献身祖国建设事业。曾宪昌后来也任武汉大学教授,系国内知名的电脑专家。汤璪真在武大任教期间,交往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很多。周谷城,那时常来他家。1986年6月13日,《人民政协报》载周谷城“怀念章伯钧教授”一文,他深情地回忆起:“……我们每有暇时,常到武汉大学汤璪真教授家中聚会.汤是我的同学老友,与章1926年同时留德回国.”周、章二位与汤璪真都有几十年的友谊。直到1943年,汤璪真因工作调动才离开了武汉大学。离开武大后的几年内,汤璪真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他在广西大学校刊上亲笔书写“教不倦、学不厌”的题词,并以此为座右铭,孜孜不倦地教诲学生。由于他治事勤奋努力、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因此在师生中威信很高。汤璪真关心和尊重学生,对学生不论贫富一视同仁,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实为难能可贵。在他的记事本上记载着很多学生的名字、籍贯、年龄和家庭住址等。他待人和蔼可亲,在学生心目中他没有一点儿大教授的架子。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过一些进步学生,如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的吴尊文便是其中之一。 1948年9月,汤璪真应北平师范学院(即北京师范大学)袁敦礼院长和数学系系主任傅种孙之请,返回母校任教授兼教务长。数学系编印的迎新特刊(10月28日)对汤做了如下介绍:汤璪真字孟林,本校民八数理部毕业,留德,武大老教授。好深思,长基础,于几何逻辑、绝对微分诸科之基本概念基本公理,往往能发人之所未发。汤先生以此与世界学者相訾相应,识者服之愚者疑.现授绝对微分、数理逻辑,正其所长。袁院长强以教务。汤先生以治学精神治事自然本立道生,但愿萧规既立、曹随有人,使汤先生专其教学,则本系之福也。”这期特刊还介绍了杨克纯(武之)、张禾瑞、赵慈庚等与他同时新来任教的教授、副教授。杨克纯是汤璪真大学同学,曾任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是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之父。1948年底,袁敦礼去职,汤璪真任代理校长。当时,北平已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之中。在这动荡不安的非常时期,汤璪真主持校务,表现出很大的勇气和智慧。汤留德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给他全家准备好飞往南京的机票,在此之前还曾请他去担任教育部一个司长的职务,均被他拒绝。他宁愿留在北平。他以代理校长的身份排除种种干扰,坚持工作,为师生日夜操劳。为了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全校师生一起参加和平请愿。在他的影响下,很多教授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当天安门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时,汤臂带总指挥袖章,率北师大队伍接受了检阅。北平解放不久,汤璪真即被叶剑英为首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北师大的领导工作。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但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坚持学习俄语。他研究群论对于量子力学的应用,所著论文曾在中国数学会宣读。195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绝对微分学》一书,但他没能亲眼看到这部凝结着多年心血的著作问世。汤璪真去世前,曾准备重新整理有关《一种速检方法的报告》的材料。这种速检方法是他在40年代研究发明的,可用于地图、字典、电报书等的速检,比普通方法可快几倍且简便易行。当时他曾将该项发明的全部材料寄政府有关部门,但不幸材料遗失,而后来他没有来得及重新整理就去世了。 解放后,汤璪真与华罗庚、苏步青、樊映川等教授都曾有过交往。他应华之请担任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数学名词》一书的编审委员。苏、樊二位都曾将自己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分别寄汤,请他指正。汤璪真在这一时期社会活动很多。他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候补理事、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理事和师大支社主任委员。他还参加全国政协学习组的学习,阅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新气象使他感到欢欣鼓舞。他把刊有王莘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这支歌的剪报贴在家里墙上,让女儿教他唱。他热切希望祖国一天天强大起来。1951年夏,汤璪真参加由章乃器任团长的全国政协赴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在四川东部农村考察土改工作情况。他曾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土改时的观感和体会,毛回信鼓励他。回京后,他又应《光明日报》和“九三社讯”之邀写了参加土改的感想。他衷心赞美“新中国既快步又稳步地前进”,心中充满作为新中国一份子的自豪感。 汤璪真生前与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友谊,但他很少对别人提起。作为毛的同学、同乡和老友,他多次到中南海毛泽东家做客。而在北平解放不久,毛即到汤家来看望他一事,更是当时曾经不胫而走的一段佳话。他去世后又引出另外一段插曲——毛泽东为“中国数学杂志”题词。毛泽东到北平后不久,得知汤璪真在北京师范大学,马上打电话到师大和汤璪真联系。汤璪真对毛泽东说:“我去看你吧”,毛泽东却说:“还是我去看你吧。”毛泽东来看望汤是在一天的下午3点左右。汤请毛泽东走进中间客厅,向毛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并招呼妻子拿茶杯泡茶。直到晚上9点左右,毛泽东才起身和大家告别。临上汽车时,他笑着对汤璪真说:“孟林,今天到你这里来,是我拜望老师、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汤璪真从四川回京后不久忽患急性胰脏炎,即入北大医院治疗。毛泽东得知后,特派田家英到医院慰问照顾。汤住院不到一周,终因医治无效,于1951年10月9日清晨逝世,终年54岁。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师大传达他悼念之意。毛对汤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称其为“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大损失”。1951年10月21日,师大教务长、《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傅种孙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师大与九三学社及中国数学会共同发起追悼会,“欲请主席赐一挽联或吊悼笔墨”。傅又请毛为即将创刊的“中国数学杂志”题写刊名。毛泽东亲笔在傅种孙信上批示:“傅先生:汤先生追悼会当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题名一式三份,附在信内。在为汤璪真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送的花圈摆放在中间。汤璪真身后萧条,家庭生活困难。毛泽东十分关心汤家生活和子女教育问题,曾几次派人了解情况,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60年代初,汤有三个孩子同时上大学。毛泽东,让秘书每年从他的工资中送去600元,一直到这三个孩子全都毕业参加工作为止。1963年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会议开会期间,毛泽东见到黎锦熙(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又问起汤家的情况。会后,黎向汤夫人和孩子传达了毛的关心。

汤璪真的人物生平

4. 汤垕的生平简介

汤垕曾官绍兴路兰亭书院山长,终帮护府官属。其父汤炳龙,字子文,号北村,学问渊博,诗有盛名。君载幼承家学,熟读经史,妙于考古,尤精于书画鉴赏,是元代著名的美术鉴赏家。君载漩历颇广,交友甚众,后至京师会遇当时的鉴书博士柯敬仲,与之纵谈西艺。如切如磋,遂将平生所见绘画之上品详加品评,尔后遴选其间之尤剀切者,整理成《画鉴》(载《楚州丛书》)一书。该书对自三国吴之曹弗兴,晋之卫协、顾恺之,六朝之陆探微、展子虔,唐之阎立本、吴道子、王维、韩干、五代之荆浩、卫贤、袁义、厉归真,宋之米芾、苏轼、李成、廉布,以迄当世之法常、龚开、陈琳等近八十位名画家进行了品评,甄别优劣,指陈渊源。既可作一部精审的名面鉴赏看,亦可作一部简明画史读。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更盛称“此书不但可作《画鉴》读,直可以作画法读。”兹录两则,以窥其概貌。

5. 汤中立的人物生平

1934年10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5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同年4月赴地矿部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从事地质矿产普查等技术工作,任分队技术负责人。1959年—1972年任地矿部甘肃省地质局第六地质队工程师,大队技术负责人,地矿局区调队大队总工程师,省地矿局副总工程师、副局长、总工程师。1972年—1980年任甘肃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1980年—1981年任甘肃省地矿局总工程师兼地矿局副局长;甘肃省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西部开发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荣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汤中立院士通过数十年对金川矿床成矿模式的深入糸统研究,提出了“深部熔煤离—一一期或多期贯入成”理论,并建立了以甘肃金川、吉林红旗岭、新疆喀拉通克、河北铜硐子四个小岩体铜镍矿床为代表的深部熔离——贯入的组合成矿模式。该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使我国在岩浆硫化物矿床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水平跻身于工世界前列。数十年来,汤中立院士一直致力我国镍矿事业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专著5本,译著多部,撰著和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镍矿床》、《金川铜镍硫化物(含铂)矿床成矿模式及地质对比》、《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主要成矿机制》、《中国硫化镍矿床类型及成矿模式》等。先后荣获甘肃省委、省政府科技先进工作者;地矿部全国地矿系统劳动模范;甘肃省政府、地矿部联合授予“祖国镍都开拓者”荣誉称号;甘肃省优秀专家;国家出版局著作出版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家荣誉奖;金川集团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汤中立院士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言传身教,严谨治学,先后培养出多届优秀硕士生、博士研究生,他们均以优异的成绩走向工作岗位,并相继担任重要的技术职务,在各自岗位中为国家再创辉煌做贡献。作为我国“镁铁岩、超镁铁岩及岩浆硫化物矿床”的主要研究者和科学带头人,“九五”以来汤中立院士先后承担的研究课题有“铜镍铂找矿攻关”(1996-2000年);“矿山—绍兴断裂带构造背景与成矿前景”(1998-2000年);“中国大陆重要地质成矿时期大规模成矿作用及时空结构”(1996-2000年);“中国西部镍钴铂族资源潜力及可持续开发利用”(2001-2002年);“不同时期大规模成矿作用”(2000-2003年);“中国超大型岩浆镍铂矿床成矿预测”(2001-2002年)等多项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工程院和国家科委重大研究项目。

汤中立的人物生平

6. 汤一介的学术成就

 汤一介尝试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诸问题》中,汤一介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讨论“真”的问题,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知行合一”(讨论“善”的问题,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讨论“美”的问题,即审美境界的问题),而“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这两个命题是由“天人合一”展开而对宇宙人生不同侧面的表述。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汤一介把中国哲学中的三大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三大哲学家做了对比,借此说明孔子、老子、庄子真善美问题上的不同,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由于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很不相同。“内在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虽有认识论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必须“行”,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大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圣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于作“王”(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道德教化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在《论儒家的境界观》这篇大章中,汤一介提出:“内圣外王”之论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即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和重“人治”轻“法治”的道路上。 1949年以后,全面学习苏联,特别引进了苏联的哲学,当然文学也一样引进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一直到“文革”。其破坏程度是极大的。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全被否定批判。旧的文化、旧的道德全被破坏了。改革开放虽然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积极作用,但态势未能根本扭转。从历史上看,曾经吸收了佛教,吸收佛教使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佛教的传入,就不大会有宋明理学的出现。看待西学的冲击,一方面看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学的冲击,它刺激了我们,使我们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缺陷,反省他们好的东西并用来充实我们自己。我们一方面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地吸收其他文化好的方面。  受到研究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在1998年汤一介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疑问,以此开启他对中国“解释学”的探索。汤一介提出,比之西方,中国有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于是,其后的两年,汤一介为此陆续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四篇论文。在这几篇论文当中,他提出在创建中国解释学,必须要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还要搞清楚经典的注释中“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在解释经典中的定位。面对质疑,汤一介通过大量的中西方哲学对比,与当时学界主流认为“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不必跟着西方的学术路子走”的说法进行抗辩。  20世纪90年代,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先生提出“和而不同”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需要调整好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一个原则,为解决这两大问题作出贡献。 汤一介在《“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中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7. 汤一介的学术专著

 略论郭象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2期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学术月刊》1963年01期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哲学研究》1981年01期论郭象哲学的理论思维意义及其内在矛盾《哲学研究》1983年04期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哲学研究》1983年10期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03期论《道德经》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研究》1986年01期略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理论月刊》1987年01期论儒家的境界观《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04期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03期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问题《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04期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02期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中国哲学史》1992年01期在有墙与无墙之间——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01期儒学的现代意义《中国哲学史》1994年04期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中国文化寻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4期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江淮论坛》1994年06期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02期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4期内圣外王之道《在非有非无之间》,台湾正中书局,1995年9月禅宗的觉与迷《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03期“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理论学习与探索》1997年 03期;《学术月刊》1997年10期儒学的和谐观念《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04期儒、道、佛的生死观念《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05期汤一介学术自述1997年12月1日辩名析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01期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01期魏晋玄学家郭象与裴頠之异同《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01期“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中国哲学史》1998年01期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文艺研究》1999年03期关于建立《周易》解释学问题的探讨《周易研究》1999年04期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01期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2期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中国哲学史》2000年04期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07期寻求全球伦理的构想《中国艺术报》2000年9月29日国学大师——汤用彤《光明日报》2001年1月16日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01期略论百年来中国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02期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中国教育报》2001年3月29日新轴心时代哲学走向的特点《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4期“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07期“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的双向互动《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论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01期儒学的特质和基本精神《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01期文化的互动及其双向选择——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为例《开放时代》2002年04期汤用彤与胡适《中国哲学史》2002年04期汤用彤先生与东南大学《光明日报》2002年6月14日解释学与中国《光明日报》2002年9月26日儒学与生态《人民日报》2003年2月14日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看平衡论的意义2003年11月西方学术背景下的魏晋玄学研究《中国哲学史》2004年01期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探索与争鸣》2004年01期“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6期;《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8月24日   “河洛文化”小议《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论“天人合一”《中国哲学史》2005年02期儒家思想与生态问题——从“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说起《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02期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哲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期创建人学体系的有益尝试《光明日报》2005年8月22日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与当今的“生态问题”《2005年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专集》,2005年中国经学与传统学术《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01期和而不同:多元文化共处的思想源泉《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5日文化自觉与问题意识《文汇报》2006年10月28日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诠释《人民论坛》2006年22期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4期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1946年夏,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落榜,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 。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 。”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 。“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 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 。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汤一介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 。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一介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 。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下命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反右时,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时,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在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影响较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两个人互补。在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比翼齐飞。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一介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一介的学术专著

8. 汤和的人物生平

 汤和于1326年出生在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孤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朱元璋不仅是同乡,而且在一条小街上长大。童年的汤和有壮志,在嬉戏玩耍时,喜欢统率群童,练习骑马射箭。成年之后的汤和身高七尺,举止洒脱,沉稳敏捷,善于谋略。1352年(至正十二年),汤和带领十多个壮士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他因作战勇敢而被封为千户之职。汤和给儿时伙伴朱元璋写信,邀请在皇觉寺的朱元璋参加义军。有人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 。朱元璋入伍后,因功被提升为镇抚之职 ,级别在汤和之上。1353年(至正十三年),汤和随朱元璋进攻大洪山,攻克滁州,被授为管军总管。又随朱元璋攻取和州。当时诸将大多是朱元璋的同辈,都不肯居于他人之下,汤和比朱元璋大三岁,惟独他认真谨慎地听从指挥,朱元璋为此非常高兴。1355年(至正十五年)农历六月,汤和随朱元璋平定太平,缴获三百匹战马。在攻击陈野先时,汤和被飞箭射中左大腿,他将箭拔出后继续投入战斗,最后与诸将擒拿住陈野先,攻占了溧水、句容。1356年(至正十六年)农历三月,汤和随军平定集庆(今南京),立下了功勋。平定集庆后不久,汤和又跟随徐达攻取镇江,晋升为统军元帅,其后又率领军队出行巡察奔牛、品城,降服陈保二,攻取金坛、常州,然后汤和以枢密院同佥(同佥为院官身份,节制元帅)的身份驻守常州。  常州与张士诚统治的东吴相连,张士诚经常派间谍出来侦察,汤和防守十分严密,使敌人探听不到任何消息。敌人屡次出兵侵犯,汤和全都将他们击退,并俘虏敌人数以千计。随后,汤和进取无锡,大破吴军于锡山,赶走莫天祐,俘获其妻子儿女,晋升为中书左丞;又以水师出行巡察黄杨山,将张士诚所属的水军打败,俘获千户四十九人,被授以平章政事。汤和率军援救长兴,与张士信战于城下,城中出兵,与汤和一起夹击,大败敌军,俘获士兵八千人;解围之后,汤和率军返回,讨平江西诸山寨。永新守将周安反叛,汤和率军进攻,将其打败,连破其十七寨,然后围城三月,攻克永新,捉拿周安,并将他献给朱元璋,然后还守常州。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农历十月,汤和随大军讨伐张士诚,攻克太湖水寨,攻下吴江州,围攻平江,在阊门和敌人战斗时,汤和被飞炮击伤左臂,应诏返回应天。伤好之后,汤和重返战场,攻克平江,因为军功,被朱元璋赏赐黄金和布帛。  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封汤和为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汤和被授以征南将军,与副将军吴祯率领常州、长兴、江阴诸路人马,前去征讨方国珍。渡过曹娥江,攻下余姚、上虞,攻取庆元。方国珍逃亡入海,汤和率军追击,将其打败,俘获敌军大帅二人,海船二十五艘,斩首无数,然后回军平定各属城。汤和派使者招降方国珍,方国珍到军门投降,汤和获得士兵二万四千人,海船四百多艘,浙东地区全部平定。汤和于是与副将军廖永忠一起前去讨伐陈友定,从明州出发,由海路顺风抵达福州的五虎门,驻军南台。汤和首先派人前去劝降,陈友定不予答复,于是将其包围,在城下将平章曲出打败,参政袁仁请求投降,汤和乘机率领军队进城,然后分兵出行巡察兴化、漳、泉及福宁诸州县。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正月,汤和又攻占延平,擒获陈友定,将其押送京城。  1370年(洪武三年),明军北伐,汤和受命在明州造船,将粮食运往直沽,因受海上飓风袭击,将粮食运到镇江后返回。随即,汤和被授以偏将军,跟随大将军徐达西征,与右副将军冯胜一起从怀庆越过太行山,攻取泽、潞、晋、绛诸州郡。同年五月,汤和随徐达攻占兴元(今汉中)。1371年(洪武四年),汤和率军渡河进入潼关,分兵径直奔向泾州,派部将招降了张良臣,张良臣不久又反叛离去,汤和会合大军围攻庆阳,将张良臣俘获斩首。汤和被授以征西将军,与副将军廖永忠一起率水师溯江伐夏,夏兵扼住险要地段,汤和进攻没能成功。又遇江水暴涨,驻军大溪口,军队长久不能前进,而傅友德已率军从秦、陇深入,攻取汉中。廖永忠已在其前攻克瞿塘关,进入夔州。汤和这才率军跟随其后,进入重庆,降服明升。还军之后,傅友德、廖永忠受到皇帝的赏赐,而汤和不及他们。1372年(洪武五年),汤和以右副将军的身份,随大将军徐达北伐,遇敌于断头山,战败,指挥使章存道阵亡,皇帝对此未予追究。汤和随即与李善长一起驻扎中都宫阙。又镇守北平,修筑彰德城,跟随徐达在定西将扩廓打败,平定宁夏,向北追击到察罕脑儿,擒获蒙古猛将虎陈,获马、牛、羊十多万头。后来在攻战东胜、大同、宣府的战役中,汤和都立有战功。返回京城后,官职授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爵位封为中山侯,每年的俸禄一千五百石,并授与子孙世袭的凭证。1376年(洪武九年),伯颜帖木儿成为边境的隐患,汤和以征西将军的身份驻防延安,伯颜帖木儿向明朝乞求和解,于是汤和率军返回。1378年(洪武十一年)春,汤和晋封为信国公,每年的俸禄三千石,参加商议军国大事。汤和多次去中都、临清、北平操练军队,修缮城墙。1381年(洪武十四年),汤和以左副将军的身份率军出塞,征讨乃儿不花,攻占敌人的灰山营,俘获平章别里哥、枢密使通而归。1385年(洪武十八年),思州蛮族叛乱,汤和以征虏将军的身份跟随楚王征讨,俘获敌军四万人,擒获蛮族的首领而归。  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年事已高,心中不愿诸将长期统领军队,只是还没有公开采取措施。汤和洞察出了朱元璋的本意,因此寻找机会对朱元璋说道:“臣年事已高,不能再指挥军队驰骋战场了,希望能返回故乡,为将来死去找一片容身之处。”朱元璋听后大为高兴,解除了汤和的兵权,开始在中都凤阳给汤和修建府第。当时倭寇经常骚扰沿海一带,朱元璋把汤和召来,对他说:“你虽已老了,再请你替朕一行吧!”汤和到实地巡视后,决定在江浙沿海一带筑城59座。一年后(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城终于筑成。汤和返京复命,凤阳新宅也已建成。汤和便带领妻子儿女去向皇帝辞行,朱元璋十分高兴,赐他黄金三百两、白金二千两、纸纱三千锭、彩币四十多套,赐给其夫人胡氏的物品也一样多,并且下诏褒奖,诸功臣无人能与他相比。从此以后,汤和每年一次上京朝见。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农历正月初一,汤和到京师给朱元璋拜年时,得了急症,不能说话。朱元璋即日亲临探视,长久叹息之后,让他返回故乡。待汤和病稍好一点时,朱元璋又命人将他接到京城,让他坐车进入内殿,设宴慰劳,关怀备至,并赐黄金、布帛、御膳、法酒等等。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汤和病情日渐加重,不能站立。朱元璋想见汤和,便命他坐车前往觐见,朱元璋用手抚摸着他,与他详细叙谈家乡故旧以及这些年来兴兵的艰难。汤和已经不能对答,只是不停地叩首。朱元璋见此情形,泪流不已,厚赠黄金、布帛作为丧葬费用。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夏天农历八月,汤和病逝,终年七十岁,朱元璋下诏追封汤和为东瓯王,谥号襄武。敕葬安徽蚌埠曹山南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