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的银行家

1. 资耀华的银行家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曾经说过一段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业，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在中国，这三种近代事业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端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上海。中国人介入现代银行业务肇始于以上海洞庭席家为代表的外资银行买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行界形成了宁波路和外滩对峙的局面——外滩外资银行密集，宁波路则汇集了大量的华资银行。这是中国民营金融业的上升期，陈光甫、李铭、徐新六、张公权这样的第一代银行家正是意气风发，比陈光甫小19岁的资耀华这样的第二代，也正是这个时候出道的。1928年8月，陈光甫任命28岁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毕业生资耀华担任上海银行调查部主任。“但他真正成为一个银行家还是在天津的15年。”资中筠说，“1935年，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调任天津分行经理。尤其头两年，抗战还没开始，他算得上意气风发。”尽管都有租界文化，但天津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城市。按照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柏的说法，“想研究天津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的时候天津就不发达，每当天津发达的时候北京就不发达？”那个时代的天津处于发达时期，是华北金融中心，解放路金融街还依稀留着当年的风貌。不过，这个城市的气质、氛围和上海却大不一样。上海是洋场文化，按照天津作家林希先生的说法，天津是码头文化，比较市井，没那么精致。一个拉洋车的工人，今天要是有个煎饼果子吃，就决不会出工。煎饼果子边走边吃，上海排骨年糕坐下来品。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检查人的孙曜东曾经回忆那个年代上海银行家们的生活方式：交往盐商、讲究吃喝，甚至吃出八大菜系，连狮子头都分剁出来的和切出来的，剁的不如切的好吃；和政界来往密切，1941年甚至发生长达数周的军统和76号银行界大血案；和黑道也有交道，银行的人被抓了，总裁还要指望杜月笙去摆平，因为他和戴笠关系非同一般。在女儿们的记忆里，资耀华一家的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生活很简单：家里的房子是向“北四行”租的，所以租金便宜，是英租界五大道成都道上的一栋假三层小楼，“也就是鲁迅故居那样的格局”。身为银行家，但是他从来不理私财，对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闻不问，他去世的时候，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存款。他很少在家吃饭，应酬特别多，但他不是美食家，根本不挑食。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碟，辣椒酱加豆豉和大蒜，所有东西都蘸这个吃。他更不是一个政客，结婚的时候妻子曾经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绝不做官。虽然不碰政治，但是作为银行家，要吸纳存款、业务往来，必须面对人脉问题。何况，当年的天津是个非常复杂的码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旧的北洋系不存在了，这时候，它的经济、教育都快速发展。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军阀、前清官僚、八旗子弟、南方移民纷纷在天津设厂办工业，要么就在英租界、五大道附近买房子。整个天津三教九流，成了北京的后花园，按照冯承柏教授的说法，“这是一个始终笼罩在首都阴影下的城市”。资耀华的办法是参加青年会、联青社这样的团体——很多成员都是厂长、经理。另外，他还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留美学生。对于当年的这个交际圈子，资中筠仍然很有印象：“父亲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只和我父亲有业务上的来往，场面上的朋友，另外一种是能够跟家里头也来往的。对这种朋友，我母亲有自己的选择——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比较有书卷气的人家。当时这些家庭，在天津形成了一个小交际圈子，大家平时经常走动，逢年过节一定上门拜访。”圈子里的企业家很多。宋斐卿，东亚毛纺厂厂长，生产的抵羊牌毛线能够和英国的蜜蜂牌毛线竞争。他的工厂和上海银行有业务往来，资耀华也有工厂的一些股份，每年年终，资家都会收到很多抵羊牌毛线。朱纪圣，仁力地毯厂厂长，美国留学生，他和资耀华一样，都是仁社成员。他的女儿比资中筠大两岁、高一班，是耀华中学同学，跟着同一个老师学钢琴，特别要好。化学工业大亨范旭东则是资耀华当时最好的朋友，两家人经常来往，上海银行也曾为永利碱厂发放贷款。